为促进不同年龄层次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营造以老带新、新老互动的良好科研氛围，推动学院整体科研水平进一步提升，学院于12月12日举办了“2014•外语学院高层学术论坛”，各个研究所的老师和研究生以及部分外校的老师100多人参加此次论坛。论坛由分管科研的副院长马博森教授主持，外语学院院长何莲珍教授到会致辞。
此次论坛分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两个部分。上午的大会由来自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和来自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程工教授分别发言。首先，许钧教授做了题为《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若干思考》的大会主题报告。许教授谈到，自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翻译的重要性得到了文学界与翻译学界前所未有的聚焦，也引发了对翻译观念、翻译模式和翻译与创作关系的思考与激烈讨论。他指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化回归源头、重新阐释、得以新生的重要路径。因此，在中国文学的译介中既要考虑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和目的语国家的读者需求，也要从翻译的根本任务出发，坚持翻译的伦理性，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不能牺牲中国文学的异质性。
浙江大学客座教授程工做了题为《分布式形态学的最新进展》的大会主题报告。他谈到分布式形态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语言学理论框架。它基本参照了最简方案在句法分析部分的研究成果，但是坚持了“单引擎论”即“句法一路向下(syntax all the way down)”的立场，主张句法原则不仅作用于词以上单位也是词内部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在研究领域中，分布式形态学偏重于词汇内部结构的研究。接下来，程教授重点介绍了“句法决定此类假说”和“高-低附着假说”两种创新性理论和分布式形态学在语义问题上的新视角新观念（包括论元结构、对习语的诠释、括号悖论、词汇分解等）。最后，程教授总结了分布式形态学在理论上的得失，以及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
下午分会场报告分别在两个会场进行。梁君英教授主持的第一分会场主要是来自语言学科的报告。在梁教授用“大数据-话语-翻译-出版”这些关键词将下午各位老师的报告串联在一起之后，刘海涛教授做了题为《基于大数据的语言类型研究》的报告。他谈到，语言类型学是一门关于语言分类的学科，语言分类也是普通语言类型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现代语言类型学过于重视个别参数研究的去向，造成了从整体角度对语言进行分类的困难，进而影响了研究成果的科学化。因此，刘教授展现了在大数据时代，通过采用有句法标注的真实语料（大数据），以依存方向和复杂网络为手段，对人类语言进行分类的方法与成果。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化与科学化的有效路径，展现了大数据时代语言学研究的魅力。
随后，施旭教授做了题为《涉中国防话语：解析2010-2014年以来的国外国防研究话语》的报告。他指出，国防话语的本质是文化话语现象，是文化权势和武装力量进行互动、竞争、合作的现象。因此，施教授在研究中，关注多元分析范畴，以多学科的视角对研究对象加以分析和阐释。在报告中，他介绍了研究所采用的“文化话语研究”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理论框架，同时，围绕话语对象、话语基础、话语思维、话语修辞、话语主体和话语渠道等七个维度对国外涉及中国国防相关研究的话语进行解析与批判，并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随后，施旭教授做了题为《涉中国防话语：解析2010-2014年以来的国外国防研究话语》的报告。他指出，国防话语的本质是文化话语现象，是文化权势和武装力量进行互动、竞争、合作的现象。因此，施教授在研究中，关注多元分析范畴，以多学科的视角对研究对象加以分析和阐释。在报告中，他介绍了研究所采用的“文化话语研究”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理论框架，同时，围绕话语对象、话语基础、话语思维、话语修辞、话语主体和话语渠道等七个维度对国外涉及中国国防相关研究的话语进行解析与批判，并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接着，陈刚教授从翻译学科发展谈到了“C9”翻译专业建设误区。他认为翻译乃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也是“天生的”、特别强调专业化、职业化的最为典型的“跨界专业”，涉及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跨产业、跨专业、跨行业、跨工种、跨领域，如此等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翻译的专职业指向性非常鲜明，它是business，不是pleasure。翻译学科不能完全用学术研究来替代，要有足够量的真实实践，要与社会相结合，在实践中学习，在识别错误、修正错误过程中学习。然而，我们的误区仍然是盲目地坚持（纯）“研究型”导向，我们的“改革”（如组织结构、人才引进、师资队伍、评估体系、发展道路等）难以跟学科法则“配套”。须知：研究型大学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学科不必尊重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抛弃学科自身规律，而一味都去走研究型的学科发展道路。他认为翻译学科原则上应该、必须走专职业“跨界”发展的“正道”。
最后，浙江大学外语传媒出版质量研究中心主任陆建平老师做了“我国外文出版质量规范化跟踪分析与多维研究”的报告，她声情并茂地从研究中心的历史沿革和研究优势展开，谈了出版转型的内涵与外延内容，阐述了中心研究成果对语言学、传播学和教育学的贡献，以及未来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
第二分会场由高奋教授主持，报告主要是文学、文化方向等的内容。首先，沈弘老师选取弥尔顿的长篇史诗《失乐园》为例，分民国时期、新中国30年和改革开放三部分对近百年以来中国弥尔顿教学、翻译和研究领域的曲折发展进行了回顾，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出一个尽可能客观的分析和评论；同时还对这项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建设性的看法。
然后，高奋教授用“穿越”请出了范捷平教授的题为“文化人类学与移民家书研究”的报告。范老师从文化学转向与翻译学转向开始，带领大家了解了翻译学转向的文化学核心、身体实践核心和本体论核心，并向大家阐述了学术研究视野下的“翻译学转向”、霍米•巴巴的“翻译文化”以及家书的基本功能。他认为翻译学转向的目标是颠覆文化二元对立。不断地突破文化疆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创造“交往空间”。
接着，吴宗杰教授题为“遗产、场所与空间历史：地方研究如何带动学科创新”隆重登场。吴老师从介绍研究所承接一系列由地方政府资助的基于场所（place）的文化遗产研究项目开始，重点介绍了国际前沿学科，如文化遗产、地方与空间、文化记忆、人文地理学、中国学、博物馆学等的研究问题，以及如何可以通过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本而得到创新源泉。他认为这些项目以地方政府历史街区(村落)保护和改造的需要为出发点，外语学科批判话语为切入点，运用历史文化人类学把地方文献，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与口述史，民族志的当下考察对接起来。形成能沟通古今中外的文化研究思路，由此带来一些基于外语学科的跨学科创新成果。
最后，何辉斌教授“谈胡适的全面西化及其后果”压轴献礼。他认为，胡适一生自觉地推行西化的方法论，特别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引起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这样的方法在世界舞台上并没有多少创新，容易破坏中国文化内部的生态平衡，往往让西方文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得出他强我弱的结论，不容易深度发掘中国文化现代价值。“在学习中似乎觉得永生不老”，但愿学术的明天永远充满光明。
整个论坛内容丰富，大家欢聚一堂，在学术的殿堂中自由驰骋，享受其中。
外语学院
2014年12月16日
（图/吴昶、盛维丹、杨丹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