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8日晚，紫金港东五-201会议室举行了题为“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谈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批评”的专题讲座，主讲人为译林出版社综合编辑部主任、编审，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理事、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王理行博士。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老师担任讲座主持人。
王理行博士从几十年的翻译、审稿经历中体悟到翻译是反复阅读、琢磨、修改、逐步思考和积累的过程。80年代末，担任孙致礼责任编辑的他，会将王科一的译本，孙致礼的译本，英文原本，逐句对照阅读。一旦发现问题就会发信给孙致礼，进行讨论。90年代后期，王理行博士与许钧教授在《译林》杂志上合作开设《翻译漫谈》栏目，与季羡林、郭宏安等各语种翻译名家讨论翻译问题，并将讨论内容合编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一些研究者盲目套用一些新的理论来研究翻译，进而对文学翻译中的忠实提出质疑甚至否定。而王理行博士认为，读者需要译者把原作翻译成他懂的语言，以满足他阅读、了解原作的愿望，因此译者的任务是尽其所能地让读者全面接触、了解原作。自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信达雅”便逐渐成为而且至今一直是翻译的标准。另有译者认为，内容不是原作的全部，形式是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在某些纯文学作品中，“怎么说”是作家创作个性最明显最直接的展现，是作家区别于他人的标志，比“说了什么”更重要。第一种翻译，即搞清原作的意思，用译者认为最优美的文字表现出来。就像郭宏安先生在《略说译者的心态》一文中对“采取高于原作的心态”的译者的做法归纳的那样：对他认为原作不足的地方，会美化或者补足。第二种翻译，即尽可能把原作从内容到形式两大方面在译文中加以忠实再现的文学翻译。王理行博士则认为，凡事不能走极端。第一种脱离、违背原作的过分美化以及第二种中的“难以消化”，显然都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与原作拉开了较大的距离并未能做到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作。文学翻译宜采用“中庸之道”，凡有利于更全面、更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因素，都应笑纳。文学因素包括题材、思想、意义、意境、风格、技巧、遣词造句、段落篇章结构、阅读效果、审美效果等。译者应把原作中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原作中存在的一切因素，都尽可能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去全面地把握，并尽其所能在译作中全面忠实地加以再现。在此意义上，忠实就是文学翻译的唯一目标和标准。
王理行博士进一步就如何将“全面忠实观”运用到文学翻译实践中，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在翻译中应该以一个句子为一个处理单位，尽量不要把原文的连续几个短句或者省略句在译文中合并为一个句子，也尽量不要把长句拆为若干短句。在文学翻译中标点符号是一个需慎重对待的因素。它体现了作者意识流动的过程，营造出文学作品行文的气势，是作品风格和作者美学追求的组成部分。但切不可机械照搬原文的每个标点符号。如果原文中有含义模糊的词句，则保持原文的模糊性，尽量不要以译者的一种意思，取代原作的多种可能的意思。成语在译文中应慎用。频繁套用有固定意义的成语，势必使原文的意思有所损失或歪曲。过多使用四字结构，很可能与原文语言特色不符。使用具有浓郁中国文化色彩与积淀的成语、习语，则会误导一些读者，使之产生语言文化上的错位。原作是由其固有的长处和短处，甚至包括一些错误在内组成的一个整体。译者在翻译中的忠实，也应包括原作中的败笔、瑕疵、短处和错误的忠实再现，但同时可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并提供正确的内容。堆砌华丽的词藻、成语、习语甚至陈词滥调，刻意求工，求简洁，未必就美，倒可能令人生厌。粗俗的语言在文学作品中未必就不美，照样可以富有文学性，从审美角度看可能是很美的因素。
此外，王理行博士还从“全面忠实观”出发，提出几点重要的翻译原则：在译作中强调体现译者个人的翻译风格，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作风格的忠实再现。在翻译中，不仅不能强调，还要淡化。从原则上说，在翻译中，译者应以所译原作的风格为依归。译者应尽可能地选择翻译与自己个人风格相近或相距不大的作品。在翻译与个人风格相距较大的作品时，译者主观上必须尽可能淡化、限制，甚至忘却自己的个人风格。文学翻译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是一种以原作为基础的再创作。然而文学翻译的创造是有局限性的，即只能在原著提供的有限空间进行，不能脱离原著而随心所欲地去创造。文学翻译的局限性主要来自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以及译者本人能力和素养等方面的局限性。
王理行博士的讲座逻辑清晰，内容平实，观点深刻，理念丰满，让在座的老师与同学都受益匪浅。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
浙江大学翻译专业基层教学组织 供稿
（龙金慧 文/高睿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