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7日下午，应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之邀，译林出版社综合编辑部主任、编审、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理事、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王理行博士于东五201作了一场题为“论文学翻译批评：两个重大案例”的学术讲座。翻译所所长郭国良教授主持讲座，外语学院部分师生到场聆听。
王博士首先阐明了“批评”的含义。他认为，此处的批评与基于狭义的生活习语，为指出他人错误不同，是基于美学意义的解释，是运用理论、方法对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要对文学翻译进行批评，则需要明确文学翻译的目的和标准。王博士提出“全面忠实观”，认为翻译在内容、形式上，都需要对原作全面忠实，不仅要对作者说了什么这一内容忠实，而且需要对作者怎么说这一形式忠实。由于东西方语言、文化等差异，翻译必然会对原作的传达不断打折扣，但译者对于忠实的态度对其译文质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博士将批评分为两类：不对照原作的批评和对照原作的批评。前者是可以做到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十分普遍；它完全可以在用词、语句、行文、逻辑等方面否定一部译作，但要肯定一部译作则不一定可靠。相比而言，对照原作的批评则可靠得多。严谨认真的译者应该认真对待来自各方面、各种形式的批评，以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王博士强调，文学翻译批评的标准是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从内涵到外延在内的一切因素在译作中全面忠实地加以再现。“一部出色的文学翻译作品，既要经得起读，也要经得起对，二者缺一不可。”在批评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读和对便是两把尚方宝剑，可以助人一鉴译文之高下。学外语者容易被原文形式禁锢，因此二十多年前，王博士将是“对”放在了“读”之前。如今他将顺序倒置，因为他认为，好的译作首先得经得起读，如果连读都读不顺，肯定在“对”上离原文的距离更远，两者想必都没有做好了。谈及文学翻译批评的具体实践，王博士引用了许钧教授《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中的基本原则，并举了《尤利西斯》萧乾、金隄二者译作批评的例子，指出在文学翻译批评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于指出译本中的差错。王博士还借《红与黑》、《堂吉诃德》的翻译批评为例，重审了翻译需要全面忠实的观点，表达了哪怕是杨绛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所运用的‘点烦’，对于作者的“烦”也需要“就烦译烦”。
在讲座中，王博士多次现身说法，谈及他对翻译批评的看法。针对在座师生最为关切的“全面忠实观”对于忠实的理解一问，王博士回应：忠实，有一个限定词——“尽量”。在译文需要变通时，最能体现译者的创造性，但这样的变通只是为了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原作的手段，而非目的。把原作改掉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违背了翻译的本质要求。超越原作且反响好的译作存在，但从翻译角度来讲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失败的。王博士提出，“不忠实，非翻译”。忠实是评判文学翻译的标准，而在批评的过程中，要进行总体的探讨，包括译作是与非、常处与短处，需要从总体上得出结论，而不要拘泥于具体错误的细节。
王理行博士的两小时讲座从翻译批评的定义引入，接着分别阐述了批评的类别，以及翻译批评的标准，还举了具体翻译批评的实例，让老师同学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翻译批评应有的标尺——全面忠实。王博士的讲座慢条斯理，深入浅出，令老师同学们收获颇丰，引起不少师生的共鸣。郭教授也由衷地表示，希望王博士有机会还能来浙大开讲座。期待，浙大下一次与王理行博士相遇于翻译之域中。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
(文/李博爱 摄影/叶逸祺 校/高睿)
2017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