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下午，中山大学中文系姚达兑副教授来到我院，以“世界文学的流通和再造：晚清伊索汉译的再英译和仿写”为题，作了一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讲座。讲座由外国文学研究所及青芝书会主办，外国文学研究所姜文涛老师主持。
姚达兑曾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复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后，现兼任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近年来致力于研究近代中外文学交流和中国神怪小说的英语翻译。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神怪小说的近代英译和域外影响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清《圣谕》、《圣经》和方言文学的兴起”等项目。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伟驰研究员合作支持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晚清西学著译》丛书。
讲座以美国哈佛大学丹穆罗什教授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开始，即“在最泛化意义上看，那些超越了其原有语境而流通、并积极存在于他者文化体系当中的文学文本，皆可称为世界文学。”接下来，姚老师仔细考证了明清存在的各类《伊索寓言》版本及其反应的文化翻译过程中的社会性功能。这些译者包括传教士。明清两代，基督教新旧两教传教士至华，必携《圣经》和《伊索寓言》。在翻译前者之时，又常以后者作解释调和。利玛窦《畸人十篇》（1680）和庞迪我《七克》（1614），多援引《伊索寓言》，以论证其观点，其意旨无疑在于宣教。此后有金尼阁与张赓合译《况义》（1625），是为第一个汉译本，宗旨也在于使读之者“迁善远罪。”《况义》是为文言短札，丛残小语，类似先秦之寓言，可惜流传不广。此后，还有艾儒略所著《五十言余》（1645）也载有三篇伊索寓言。
接下来姚达兑列举了近代新教教士所涉及的各种译本，以及晚清至1920年代由国人参与的各种译本。比如林纾和严氏兄弟（严培南、严璩）1903年的译本。比如陈春生1909年的上海协和书局出版的《伊朔译评》以及陈春生所仿照伊索寓言进行的创作。1837-1838年间，英国外交官译者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与其中文老师“蒙昧先生”在澳门/广州合译出了一个译本《意拾喻言》。此为晚清第一个伊索寓言译本，在19世纪的中国大陆、香港和日本等地，受到中国人读者、外交官、汉学家和学校学生的一致欢迎。按照姚老师的考证，《意拾喻言》一书的广为流通，固然有一方面是其彻底的中国化，但这一观点可能忽略了两种事实：（1）第一种是《意拾喻言》是作为一种中英教科书而流传于世。换言之，《伊索寓言》作为一部世界文学经典，其早期的流通过程中之所以会大受欢迎，原因不止是在其本地化的文学性再现，还在于其实用功能即作为教科书的一面。（2）第二种事实是：此书是汉语、英语、罗马拼音几种译本的合刊本，应将此书整体地看待，需要看到几种译本合一的形式，对这一译本的成功有不可忽略的贡献。姚达兑以这两个案例用来解释汉译伊索寓言在中国的翻译和流通后的再创作现象，以突显出此书的生命活力，也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世界文学的翻译、流通和再创造现象。
在这些考证和论证的基础上，姚达兑将其论述往前再推进一步，认为《伊索寓言》在晚清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其本土化的/中国化的翻译上，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对其汉译本的仿写上。比如在陈春生对汉译本进行的仿写过程中，使用了《庄子秋水》的故事、使用了《魏书》中有关于“吐谷浑传”的故事等。要之，《意拾喻言》的英译部分、仿作汉译伊索而成的《东方伊索》可以看作是伊索在中国的两个独特变种，讨论这两部作品，有利于我们更深地认识到伊索东传的复杂性。
姚达兑最后引用斯坦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莫莱蒂关于文化史的两种隐喻“树”和“波浪”来理解“世界文学”的观点，认为，我们也可以将伊索寓言东传的历史，看成是一棵被移植至中土的“树”，自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翻译到清末明初的来华商人和传教士的翻译，再到中国人自己的译本，可谓是开枝散叶，有了自己的传统和根系。
整个讲座内容翔实，论证严密，材料丰富。外国文学研究所及学院约三十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且在讲座最后部分与姚达兑副教授进行了仔细认真的学术交流。
外国文学研究所
青芝书会
2017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