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3日，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翻译系列讲座之“外国语言文学翻译出版在中国”讲座于紫金港校区东5-201举行。主讲人为作家、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黄昱宁女士。讲座由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教授主持，外语学院翻译专业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黄老师从翻译出版的历史谈起。她将翻译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简要讲解了各阶段翻译出版的特点。第一阶段（1987-1920年）是近代翻译文学兴起；中国翻译文学于明末清初滥觞，林纾（林琴南）与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揭开中国翻译文学新纪元；第二阶段（1921-1950年），新文化运动掀起翻译热潮，与政治发展形势密切相关（比如反法西斯战争等），且各种杂志如《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成为翻译作品及思潮的重要载体，还初步形成各种翻译流派——鲁迅的“硬译”、朱生豪的“意译”和傅雷的“神似”；第三阶段（1951-1978年），解放之后的文学翻译以俄苏东欧为主，发展比较稳定，逐步填补前任空白，但数量、质量和语种都与客观需要有一定差距；而且受意识形态影响，在这一阶段，不仅俄苏东欧的作品数量占优，而且有限的欧美文学译介的标准也往往以苏俄为导向，典型代表人物包括汝龙、戈宝权、周作人、罗念生、张谷若等；以及第四阶段（1979年至今），翻译出版于改革开放之后渐渐跟上世界潮流，翻译作品、从业人员数量激增，外国文学市场迎来新一轮繁荣期，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成为外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分水岭（1992年），90年代后全面市场化也打破了“北人文南译文”的出版格局。
黄老师介绍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案例，以及现阶段外国文学出版特点。她说，现阶段外国文学出版具有许多特点，如在强传播时代与世界文学潮流逐渐同步；随着民营公司大量介入走向全面市场化；专业门槛大大降低，作品质量也良莠不齐；版权操作逐步专业化，但问题仍有很多；市场细分有待加强；引进输出不平衡等。外国小说在文学奖光环下销路非常好，但从翻译角度而言，却仍然是一块硬骨头——作品难、收益低、出版社因为预算无法给译者足够的报酬，因此好文学作品的翻译仍然需要靠情怀前行。
黄老师表示，写作一直是她的梦想。她大学时就开始投稿。她还表示，翻译等老了之后可以随时捡起来，但是写作若过了40岁，放下以后可能就再也捡不起来了，因此鼓励大家若有志，及早着手写作。黄老师还向师生推荐了知识付费软件App得道，希望给对文学感兴趣又无门路的人们一些文学鉴赏上的指引。
提问环节，黄老师对在场老师同学提出的问题做出了精彩详尽的解答。如一位老师问：传教士的作品中涉及许多西方圣经和中国经典如《易经》和老子孔子的著作，甚至有许多杭州、宁波等地的谚语，对于这些难点应如何翻译？另外对于千字六七十的稿酬，像是戴着镣铐跳舞，应该如何看待？黄老师说，首先，翻译这些难懂的文字时要秉承不要犯错的原则，对于网上、书籍中都查阅不到的文本可以适当放宽标准，并加以注释，呈现意思，重点是要有会出现问题的警觉；对于收入问题，因为这类作品出版社销量往往有限，能提供给译者的稿酬自然可想而知，但是译者可以在两方面做出平衡。一方面是平衡收入结构，可以接稿酬高的活，与稿酬低的相平衡；另一方面，将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相平衡，在确定自己适合走翻译或者文学出版道路的情况下，翻译著作给自己带来的文学积累和前辈资源能帮助自己进入文学圈子，少走弯路，说不定更加值得，而且若是适合，最后经济收益也不会太差。黄老师还表示，希望高校更多注重翻译事业，可以在评职称上对其加以反映。
最后，郭国良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简短总结，感谢黄老师从翻译、作家和出版人三方面给大家分享了许多宝贵经验，相信师生们都受益匪浅。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
（文/李博爱 校/高睿）
2018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