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晚，知名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教授应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邀请，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223为外院师生作题为“‘先翻译，后研究’——我的法语翻译与法国文学研究之路”的专题讲座，与听众分享数十余年的译路历程。本次讲座由郭国良教授主持，众多来自法语、翻译等专业的师生聆听了本次讲座。
此前译学馆非常荣幸地收到了余教授捐赠的七件珍贵翻译手稿。浙大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法语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赵佳教授在讲座现场为余教授颁发了手稿捐赠证书。主持人郭国良教授表示，中华译学馆始终秉持以中华译学为根，译与学并重的理念，以弘扬优秀文化，促进中外交流，拓展精神疆域，驱动思想创新为宗旨，注重学术积累和交流，广泛征集中外著名作家、翻译家与思想家的手稿与书信，在整理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译学馆现已珍藏了余光中、钱钟书、杨绛、韩素音、许渊冲等40余位著名作家、翻译家的书信或手稿。余教授的慷慨捐赠令人振奋，不仅为中华译学馆增添了一笔无价的财富，也为翻译家手稿研究拓宽了途径。
余教授的讲座从一个有趣的比喻开始：“要嚼别人没有嚼过的馍”。他的翻译之路就是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即寻找前人研究的空白之处，拓宽已有的研究领域，做一些新的事情。他提到，自己最初的计划是翻译两位法国作家——克洛岱尔和奈瓦尔。余教授对克洛岱尔的研究深厚：他前后翻译了克洛岱尔的《城市》、《缎子鞋》、《正午的分界》、《五大颂歌》和《认识东方》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自己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研究论文；例如在翻译《缎子鞋》时，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中国的故事”，尤其是作者在使用一些非常中国式的隐喻表达，例如“牛郎”和“织女”的象征，这让余教授对于克洛岱尔作品中中国元素颇为重视。余教授先后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包括但不限于《“不一”与“整一”——<缎子鞋>艺术框架分析》，《克洛岱尔戏剧中的中国》和《<正午的分界>中的中国》，皆为他译后深入研究的成果。接着，余教授又谈到了翻译奈瓦尔作品的历程。奈瓦尔是一位“疯子”作家，早在19世纪就初显荒诞派写作风格的特点。余教授对于奈瓦尔写作时文字间张力的把握细致入微。他提到，奈瓦尔在精神崩溃前后的写作颇具特点，他的文字和结构之间发生会产生一种改变。虽然他文章结构仍然明确，但语言是接近疯狂的。随后等瓦奈尔清醒过来，他又接着重新修改。这些片段和“片断”，余教授一一译出。余教授认为，奈瓦尔的诗集《幻象集》就如同《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马赛尔·普鲁斯特所提出的比喻一般：他的文字所描述的回忆就像一面镜子打碎后的碎片，在每一个碎片之后都反映了一个面貌，而整个作品就像一面千百个碎片合成的镜子。可以说，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荒诞派的喜剧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奈瓦尔的影响。
紧接着，余教授阐述了自己对于翻译研究的态度。他认为翻译和研究的关系应当是先翻译，后研究，或是一边翻译一边研究。他指出，翻译本来就比研究更为基本，有的问题没有翻译是绕不过去的；若没有翻译，很多研究都开展不了，“我们要先了解，才能有发言权。”更重要的是，他提到，在做翻译时，翻译会迫使人注意某些细节，这些细节如果光做研究是也许会忽视，却可能决定成败。他以翻译《缎子鞋》时遇到的如何处理“métier”一词的困难为例。这个单词在法语中通常指“职业”，也指使用的工具、机器。他一度对翻译这个词感到头疼，但后来突然意识到这里的métier指的是“织机”；因此，女主人公在织机前的形象一下就跃然纸上，牛郎织女的故事也就立了起来。余教授随后还向在座的师生一一介绍了自己在翻译其他一些小说时的故事和趣闻，伴以自己对待翻译的思考。他翻译的一系列作家的名篇，包括但不限于罗伯·格里耶的长篇小说《反复》、短篇集《快照集》、理论集《为了一种新小说》、日记《新娘日记》，萨罗特的《金果》，西蒙的《植物园》、《有轨电车·常识课》，让·艾什诺兹小说《我走了》和莫维尼《学会完蛋》、《远离他们》等小说。
最后，余教授分享了他对翻译与教授工作的见解。他认为翻译与教学相辅相成。譬如，为指导一名博士生从事法国战争文学的研究，他特地动手翻译了《复仇女神》和《法兰西兵法》，这有助于拓宽他对法国战争文学的视野。讲座结束后，余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在将近两小时的讲座中，余教授娓娓道来，列数自身翻译历程中遇到的种种生动例子和有趣经历，讲述了他对法国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的真知灼见，极富启示与借鉴意义。
文字：孙惟
图片：郭晓华
审校：高睿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