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上午,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何刚强教授应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子衿学社邀请,作了题为“明道利器,翻译之基——图示从‘译者到学者’”的学术讲座。讲座由翻译学研究所冯全功教授主持,吸引了学院众多老师和同学参与。
冯老师援引许钧教授的话作为开场介绍:“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三位一体,实为至福”。这也是何教授学术生涯的写照。何教授曾提出翻译人才培养的“通才观”,即“译学无疆,译才不器”,这与本次讲座主题高度吻合。
讲座正式开始后,何教授指出,与过去相比,新时代翻译呈现出全新的“境”“界”。具体而言,“境”之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1)翻译处境已经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大量译介西学新知转为积极主动地讲好中国故事;2)翻译语境不再囿于文学领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翻译对象逐渐从文学翻译拓展到非文学翻译,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外交等,并且非文学翻译在市场上的占比高达98%以上;3)翻译场境闯入两位“新锐玩家”,即大数据和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界”之变主要有两方面。首先,翻译的疆界已经大大扩展。得益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多模态翻译、视听翻译等现象大量涌现,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翻译景观;其次,翻译的界线划分越来越细致,每个领域都有特定的人才需求和培养规范。基于此,何教授进一步提问:翻译和翻译研究愈发细分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接下来,何教授分别通过五张图表探讨翻译中“道”与“器”之间的关系,揭示从译者到学者的提升阶梯。图表一分析了翻译的内涵,主要包括实践操作、理论策略、学科建设和翻译教育。何教授特别强调了翻译本体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基于理论层面的、形而上学的探索是学科建设的基础,能为翻译教学、翻译研究等提供指导。图表二则围绕“器为先”中的“器”展开解读。何教授认为“器”有以下三个层面的理解:1)工具,包括词典、语料库、翻译软件和搜索引擎等;2)内功,即译者的(古)汉语基础与国学基础、外语水平、杂学(军事、政治、外交,哲学、文学等大文科动态)和一般的翻译技巧;3)翻译智慧,主要由想象力和汇通能力构成,而融会贯通是中国文化和思维的典型特征之一。图表三主要探讨了“道指途”。其中“道”的基础之一是翻译感悟,对感悟进行经验总结,最终上升到理性认识、思考与研究,深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从而拓宽见识,解放思想,心手双畅,成为道器兼治的翻译学者。
何教授在图表四、五分析了“思考与读书”之于翻译研究的关系,继而讨论“从译者到学者”的若干提升阶梯。何教授认为,翻译研究中的“思考与读书”可以分为技术和非技术两个层面。其中技术层面指的是词、句、段的操作和语料库等翻译技术的辅助,而非技术、跨学科的层面则指从哲学、文化、教育、心理、美学、社会学、政治等视角思考翻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阅读中西翻译史相关书籍,对代表性翻译(学)家及其贡献有所了解。何教授十分重视中国本土文化,建议要从我国的传统典籍中挖掘宝藏,回顾、深挖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以此形成自己的研究旨趣,而非照搬西方译论。在这一点上,何教授以“画马”为例,讨论了中西绘画中的忠实观。他指出西洋画中的马往往栩栩如生,是强调逼真的忠实。而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马同样逼真,但更添几分神韵,是一种传神维度上的忠实。基于此,何教授总结,“忠实”是一个复杂概念,如同一面多棱镜,有时虽带有夸张的程度,但也不无神韵。在翻译研究中,我们要谨慎对待这一概念,尤其在中国文学外译上,要充分考虑中西语言文化差异、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辩证地看待忠实问题。因此,译写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何教授在图表五中以金字塔的形式呈现了从译者到学者的若干提升阶梯,从“懂点外语”到“外语强中文弱或反之”,再到“双语俱佳”“受过一定训练的高手”“学者型专家”,最后到“大学者”以及“泰斗”。何教授指出,无论是译者还是翻译学者都要不断提升自身双语能力,切不可做语言能力上的“瘸子”。林语堂就是精通汉英的高手,是将中国文学译写成英文的奇才,值得我们广大翻译人学习。此外,何教授还表示,当下新文科建设愈来愈强调打通文史哲。这同样启示我们,做翻译研究要不断打开自己的视野,做精通文史哲的通才。
冯全功教授对本次讲座作了简要总结,再次强调心手两畅,实践须由思想指导,同时指出翻译研究不妨从中国传统哲学、文论、画论、书论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在讲座交流环节中,师生们就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提升古文基础、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跨学科背景下翻译人培养等问题进行提问,何教授根据自身经验,一一回答,与会师生受益匪浅。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文字:熊嘉欣、枣彬吉
图片:燕俊昊
浙江大学子衿学社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