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下午，复旦大学康志峰教授应邀为翻译专业师生带来了以“理论新潮与文化翻译”为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郭国良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
本场讲座主要围绕理论新潮与文化翻译和如何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两大部分展开。康教授以优美的古韵诗句为讲座开场，表达了对杭州及浙江大学美景的欣赏之情，引来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康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在翻译方面的理论、实践成果。康教授长期致力于口译与认知研究，已发表一百多篇相关论文。他认为，国际视野下的翻译应考虑如下方面：国家翻译如何迎合国家需要；中华外译如何有效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帮助传统文化走出去，以及如何提高国际传播与国际传播能力。他强调，在国际化的背景下，翻译需要迎合国家需求，确保翻译的准确性，突显翻译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功能。他特别赞扬了中华译学馆在中华文化外译研究与实践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康教授特别指出，中华文化有5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在翻译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对于典籍的翻译我们必须保持极高的学术精神和要求，确保译文忠实于中国文化，并采用地道的英文表达进行输出。他认为，在新时代，翻译与翻译研究呈现出了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在翻译国际化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翻译在语境、语义方面的差异性。比如，汉语中的“好兄弟”指关系很好的男人，但在新加坡，good brother却是指已经逝去的故人。翻译与翻译研究不能闭门造车，通过国际交流可以学到一些很有趣的国际文化差异，对翻译学习很有帮助，康教授同时鼓励在场师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以获取翻译学前沿知识。
康教授同时提出，理论与实践是互相结合的，翻译不能完全抛开理论做实践。他梳理了翻译发展历程中的名家理论，如1790年英国翻译家泰勒在提出的三原则；1898年，严复提出的“信达雅”；1993年，美国翻译家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1978年德国学者弗米尔在提出了翻译目的论；1982年英国翻译家纽马克在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康教授认为，这些理论学派和翻译原则的提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翻译理论体系，而且为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对推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后世实践与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口译研究领域，1984年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教授合作出版的《口译理论实践与教学》一书，不仅标志着释意理论的形成，更是口译跨学科研究转折点的标志。这一理论的出现为口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推动了口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口译实践中，文化转换理论的应用同样不可忽视。1965年，卡特福德提出的这一理论，强调了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和转换。口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因此，在口译实践中译员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以确保准确传递源语言的文化内涵。
康教授特别指出，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借鉴早期理论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要关注新时期的前沿理论，并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辨析。例如，2021年王寅教授提出的体认翻译学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基于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这一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深化了我们对翻译过程的认识。康教授在2022年进一步提出了体认口译学理论，该理论强调不同知识和认知对人的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观点突出了口译过程中的认知因素和文化因素，为我们理解和研究口译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2021年杨枫教授提出了知识翻译学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康教授于2023年进一步发展出了知识口译学。这一学科是以知识为基础，从各个要素出发研究口译行为的学科。它的出现为口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口译研究的深入发展。
康教授还通过一些具体形象的翻译失误例子，生动地讲述了文化差异处理不当可能带来的问题。这些例子突显了译员在处理文化差异时所需具备的高度敏感性和谨慎态度。在口译过程中，译员需要充分了解不同文化的背景、价值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以确保准确传达源语言的信息和文化内涵。康教授指出，口译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领域。从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教授的释意理论到卡特福德的文化转换理论，再到王寅教授的体认翻译学和康教授的体认口译学等前沿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为口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方法。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口译研究仍存在许多空白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通过深入研究和思考新时期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口译研究将更加丰富、多元与深入。
在讲座尾声，康教授还与大家探讨了学位论文的研究设计与写作规范。他详细阐述了现阶段硕士论文中常见的问题，强调了选题、提纲与写作的关键要素。康教授还对国内期刊论文的写作规范及发表策略给出了专业建议。最后，康教授向同学们寄语：“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在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中，整场讲座落下帷幕。
文字：王婧芸、杜磊
审核：杜磊、高睿、康康志
图片：燕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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