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3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崔峰博士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带来了一场题为“多元共生：对新加坡语言现象及翻译政策的观察与思考”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郭国良教授主持，吸引了外国语学院众多师生的参与。
一、新加坡四种官方语言：
语言景观的政治性
讲座伊始，崔博士从南洋理工大学校园的语言景观切入，分析了新加坡独特的四种官方语言——英语、马来语、华文和淡米尔文——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特别提到了校门上四种语言的排列顺序和字体大小并非随意安排，而是深具政治和文化内涵的选择。
英语作为新加坡的首要语言，不仅是教学和工作语言，也是各族群之间的中立沟通工具。尽管华族人口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5%，但华文却排列在第三位，而马来语位居第二。马来语作为新加坡的国语，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这与新加坡的历史渊源和地缘政治密切相关。淡米尔语尽管使用者较少，但在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下，享有与其他语言同等的官方地位。
这种语言排序和字体大小的差异，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在语言政策上的权衡取舍，也是对不同族群文化尊重的体现。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政治权力和社会身份认同的象征。
二、Singlish：
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合的体现
在探讨新加坡的英语现象时，崔博士深入分析了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的独特性。Singlish是新加坡人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非标准英语，融合了英语、华语、马来语和华族方言的元素，体现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交融。它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是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象征。
有趣的是，一些从中国移民到新加坡的孩子来到新加坡后主动学习Singlish，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同龄人群体。使用Singlish能够更自然地与新加坡的朋友交流，感受到真正的归属感。这一现象反映了语言在社会融合和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然而，Singlish在新加坡的地位是双重的。政府推行“讲好英语”运动，倡导使用标准英语，是基于Singlish可能影响国际交流和新加坡的国际形象的考虑。在民间，Singlish被视为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语言的选择不仅是沟通的手段，更是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的体现。
三、新加坡华文：
语言、文化与社会的交织
崔博士以生动的实例展示了新加坡华文的独特性及其与身份认同的紧密联系。2006年，他在新加坡使用“打的”一词引起误解，才了解到当地人将“taxi”称为“德士”，这是对“taxi”的音译，源自早期潮汕和福建移民的语言习惯，反映了方言的影响和新加坡的社会文化背景。
他还提到，新加坡将65岁以上的人称为“乐龄”而非“老人”，这一称谓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旨在去除“老”字的负面联想，赋予老年人积极、快乐的社会身份，体现了政府通过语言塑造社会认同的努力。
此外，“Chinatown”在新加坡被称为“牛车水”，这一地名深刻反映了早期华人移民用牛车拉水的历史，承载了社区的集体记忆，体现了对华人移民历史的文化认同。他还谈到，“组屋”这一独特词汇代表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最初仅在新加坡使用，属于“单区词汇”，后来通过新马文化交流成为“双区词汇”，甚至可能成为“多区词汇”，反映了语言的流动性和文化输出的多元性。
尽管新加坡的华文与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有所不同，但在语言规范和文化认同上仍保持着深刻联系。通过这些实例，崔博士展示了新加坡华文在语言、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交织关系，强调了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四、新加坡双语政策与语言政治
1966年，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在当时引发了争议。尽管华人占总人口的75%以上，但为了促进多族群的认同感，总理李光耀选择了英语作为中立的第一语言。他深知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社会和谐、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安全的关键。
1979年，李光耀发起了“讲华语运动”，推动华人逐步放弃方言，转而使用普通话。这一政策减少了方言在教育和公共领域的使用，使普通话取代方言，促进了族群的统一认同。然而，这也导致了方言的消退，年轻一代几乎不再说方言，带来了文化遗产流失的隐忧。
英语的普及使新加坡迅速融入西方世界，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之一。但以英语为主的政策也改变了家庭语言的使用。20年前，约70%的华人家庭以中文沟通，如今则有70%的家庭转向使用英语。这反映了语言使用的社会变迁，也揭示了双语教育带来的文化挑战。
崔博士认为，随着英语成为主导语言，未来可能会面临语言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新加坡或许会成为一个以英语为单一语言的国家，英语的主导地位可能逐渐削弱其他语言的影响力。此时，翻译作为语言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五、双语政策与翻译教育
崔博士深入探讨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对翻译教育的影响。他提到了2000年的“匈牙利鬼节事件”，这起因翻译错误引发的国际笑话暴露了新加坡在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质量控制上的不足。长期的双语政策使得人们误以为懂双语就懂翻译，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翻译是一门专业，需要系统的训练和深厚的文化理解。
新加坡在翻译教育上的缺失导致了翻译资源的匮乏和翻译质量的下降。为此，政府开始重视翻译教育，从中学阶段开始培养翻译人才。特选中学的学生开始学习翻译理论，甚至在2023年剑桥A水准考试中也出现了翻译相关的考题。这体现了政府对翻译专业化的重视。只有通过专业的教育和训练，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满足社会的需求。
针对翻译资源不足的问题，崔博士介绍了新加坡的“民译达”计划。政府号召公民参与翻译工作，利用群体的力量解决翻译需求。通过在线平台，允许用户生成本地化的翻译，并提交后编辑的译文，帮助训练机器翻译引擎。这是一个创新的尝试，但也面临着挑战。公民译者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翻译质量难以保证。政府需要对参与者进行培训，并建立质量控制机制，避免再次发生类似“匈牙利鬼节”的翻译失误。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多语言社会中翻译工作至关重要，需要专业的翻译人才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崔博士还以《三国演义》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地区的传播为例，探讨了翻译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峇峇娘惹族群通过翻译中国经典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体现了翻译的文化再造和身份认同作用。
结语：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共生的未来
在多元文化的交织中，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化认同与社会融合的载体。新加坡在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共融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翻译与语言政策的宝贵范例，同时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语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崔博士强调，在未来的跨文化交流与全球合作中，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多语言、多文化的差异，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最后，崔博士回答了在场同学提出的问题，讲座在掌声中落下帷幕。
文/图：王雯雯、杜磊/刘可欣
审核：杜磊
编辑：王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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