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下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翻译系主任陶友兰教授应邀莅临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为翻译专业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讲好中国故事的译写策略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郭国良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参加。
讲座伊始，陶教授首先阐述了国际传播战略背景下对外宣传的重要意义，指出面对世界“西强我弱”的舆论生态，需要运用全球思维找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与传播的“突破口”，用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推动中国故事“讲出去”、中国力量“传出去”。而外宣翻译作为一项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外译者合作、精准选题、运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多种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关于如何把握翻译的最佳尺度这一问题，陶教授认为，应在关照目标语国家受众的接受度同时，保留真实的中国文化内涵，以多种形式提供多维度的阅读体验，覆盖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有效培育国外知华、友华、爱华人士，进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影响力。陶教授进而引用了何刚强教授提出的三个标准，指出有效翻译应做到：（一）语言流畅、独立成文；（二）充分达意、传出神韵；（三）紧贴原作、状近孪生。
陶教授循循善诱，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引出了对外翻译与“译写”理念部分。她指出，“译写”这一术语最早由锺骏（1959:13）于1959年在《略谈外来语译写问题》一文中使用。接着，陶教授援引了何刚强教授对于译写的观点，如“译写也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它可以允许译写者局部，乃至全部改写、重组原作”，和姜倩老师的观点：译写是“一种写译结合、以写促译的翻译方式或策略”，译写是“二次写作”，以及强晓老师的“要根据不同的文体、不同的上下文进行不同的转化，‘变’才是‘不变’的原则”等观点，使在场师生对“译写”概念有了清晰的认知与定义。通过引用何刚强教授的一段话，陶教授指出了译写的可具体操作手段，如改观内容比例、裁剪篇幅长短、调整布局顺序、变更行文风格、润色加工文字等，她还强调译写者可视特定的翻译语境、翻译目标与特定读者群的需求等情况，选择一、两种乃至多种操作手段，“上下其手”以达到积极的译写目的。
在“译写”的应用案例部分，陶教授结合何刚强教授的观点，分享了译写策略在四个层面的应用：对于信息含量较高的语句，译者可“译略带写”，以“译”为主，以“写”为辅，用简洁灵活的变通方式和地道恰当的英文表达重述原意；对于篇幅较短、信息密度一般的段落，可使“译”、“写”结合，平分秋色，此时译者需充分发挥能动性；在“以写为主”的译写策略中，译者需对原文重点信息进行更大程度的重组，有时甚至需要另起炉灶，抛开原文字面重写；“写意达旨”作为译写策略的终极层次，要求译者从篇章层面、跨模式形态重构文章框架和内容，在此部分，陶教授着重强调了“断舍离”在译写中的重要性，译者对于相关性弱、不必要的信息，果断删减，可使信息要义获得凸显，并有效传达。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陶教授对目前的中译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指出，国际传播人才需具备对外翻译、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能力，应通晓国际事务、熟知国情、了解国策，最重要的是，要具备突出的译写能力，包括翻译能力、思辨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陶教授进而总结了译写对于汉英翻译教学的启示，强调了技术写作的必要性与实用性，并指出对于翻译专业博士（DTI）的人才培养，用人单位与高校需携起手来，建立项目合作机制，培养具备充分受众思维、设计思维、技术思维与整体性思维的人才，如此方可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企业出海。讲座最后，陶教授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译写不仅是汉译英新闻翻译的常态和主流，更将成为新时代翻译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之一，推动国际传播实现“最后一公里”，为中西话语融通和文明互鉴注入新动能。整场讲座在老师与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
文：孙芳婧
图：卢巧丹 彭逸如
审核：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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