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4日晚，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系列讲座第六十二讲在紫金港校区东五201会议室顺利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Andrew Hui副教授应邀作题为“地图、时钟与园林：文艺复兴东渐中国”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主任郝田虎主持，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钟子逸基金资助。
郝田虎教授主持讲座
Andrew Hui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思想史。其著作包括《书斋：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的内在世界》（The Study: The Inner Life of Renaissance Libraries, 2025）、《箴言理论：从孔子到推特》（A Theory of the Aphorism from Confucius to Twitter, 2019，已被译为5种语言）和《文艺复兴文学中的废墟诗学》（The Poetics of Ruins in Renaissance Literature, 2017）。其研究成果曾获《纽约客》《华尔街日报》《伦敦书评》等重要媒体评介。
Andrew Hui教授进行讲座
本次讲座围绕Hui教授当前书稿项目展开，探讨晚明以来中欧之间的知识交流及其与全球现代性形成之间的关系。讲座以利玛窦（Matteo Ricci，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1552-1610）1601年觐见明神宗（1563-1620）为历史起点。其进献的十一件礼物中，仅三件具有明显宗教性质，其余多为地图、机械钟、棱镜等世俗器物。这一现象恰恰揭示了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策略特征：他们并非首先以神学论辩打开局面，而是以世俗知识与技术为媒介，逐步建立与宫廷及士大夫之间的交流通道。
讲座首先以利玛窦进呈明神宗的重要礼物之一《寰宇全图》（Theatrum Orbis Terrarum，Abraham Ortelius, 1570）为切入点展开讨论。Hui教授指出，要理解这幅地图的深意，须将其置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地图学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中世纪“T-O地图”重在象征神学秩序，而非追求地理意义的准确。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随着测量技术、比例观念与坐标体系的发展，地图逐渐完成了从象征到科学的转变。《寰宇全图》的付印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世界首次被呈现为一个可测量、可计算、可整体把握的空间实体。这一转变背后依赖的，正是几何与测量所构成的数学知识体系。而利玛窦与徐光启（1562-1633）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译成于1607年），正是将这一体系引入中国的重要实践。
《寰宇全图》（Abraham Ortelius, 1570）
1602年，应明神宗要求，利玛窦与李之藻（1571-1630）合作刊刻《坤舆万国全图》。该图雕版印刷在六块桑蚕纸上，制作工艺类似折叠屏风，其意义远超一般地理图像。其屏风形式既契合中国传统的观赏方式，延续了“卧游”的审美经验。更重要的是，利玛窦借助地图将世界呈现为一个有序且可理解的整体，并进一步将这种秩序解释为造物主创造的结果，从而把对世界结构的认识悄然引向对创造者的思考。这幅地图亦深刻影响了晚明士人的世界观：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逐渐转向将中国置于“万国并存”的格局之中。地图因此成为耶稣会以世俗科学为媒介推进宗教传播的典型范例。
《坤舆万国全图》（现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版本, 1602）
随后，Hui教授将讨论从空间转向时间，以利玛窦进呈明神宗的机械自鸣钟为线索展开分析。他援引康熙帝（1654-1722）咏钟诗文及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Spain, 1527-1598）的书信，指出这一西方计时装置不仅使时间得以被连续、精确地分割和显示，也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当时间被切分为可量化、可管理的单位时，统治者也逐渐从发号施令的君主，转变为受文书、行政与节律规训的官僚主体。
在更宏观的思想史层面，机械钟也为欧洲提供了一种理解宇宙运作的模型。随着时间被设想为均匀、连续且可计算的过程，启蒙思想家逐渐将世界理解为遵循固定法则运转的系统，“钟表宇宙”的观念由此形成。上帝如同制表者，在设定机制后便不再介入，宇宙依循自然法则自行运行，自然神论也由此获得思想基础。
然而，机械钟在中国并未越出宫廷珍玩的边界，也未转化为重塑社会秩序的力量。Hui教授借此提醒听众：同样的器物进入不同文明语境，其历史效应并不相同。知识与宗教传播的效果，始终受具体制度、使用场景与社会条件制约。
讲座第三部分转向园林。Hui教授将园林视为“对自然的组织方式”，并以西方线性透视法为切入展开分析。透视法以几何与数学为基础，通过设定固定视点，使空间中的线条向远处的消失点收束，从而在平面上呈现出明确的纵深关系。艺术史家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指出，这不仅是一种绘画技法，更代表着认知方式的变化：中世纪更倾向于从神的视角理解世界，文艺复兴则转向以人的观看位置来组织空间。透视法因此折射出欧洲思想由神学中心向世俗认知转变的深层轨迹。
这一视觉技术经耶稣会士传入中国，并在年希尧（1671-1738）等人的译介中逐步纳入中国的知识与艺术体系。圆明园西洋楼是这种空间观念的集中体现：园林以中心视点展开，轴线与景观向消失点汇聚，自然被纳入几何秩序之中。乾隆帝（1711-1799）登临线法山（Perspective Hill）俯瞰全园，视觉在此已不仅服务于审美，更成为统摄空间、组织秩序与展示权力的方式。Hui教授还将圆明园与凡尔赛宫相参照，指出两者虽分属不同文明传统，却都体现出早期现代帝国借助数学、视觉与景观塑造权力形象的共同倾向。
讲座最后，Hui教授将地图、钟表与园林概括为耶稣会士的“世界建构工具”（world-making devices）：三者分别组织空间、时间与自然，构成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并参与了早期全球现代性的形成。耶稣会士正是通过这些器物及技术实践，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人文知识带入中国，却也陷入了深刻悖论：为了传播宗教，他们必须依赖世俗知识与技术进入中国，而其宗教内容反而在这一过程中被削弱。在宗教、技术与文明关系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当下，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这场跨文化实践，依然是理解不同文化如何相遇与相互塑造的重要历史参照。
Hui教授与郝教授对话
Hui教授精彩的讲座引发在场师生踊跃提问。在问答环节，师生们围绕“中西绘画的视角差异”“佛教宇宙观与《西游记》的关系”“镜子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意义”等问题展开讨论，相关提问也得到Hui教授的充分回应。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与会部分师生合影
文/吴逸飞、图/李羽玄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