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30日下午，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学术沙龙“中德文学交流史话”讲座系列第40期暨“子衿讲座”系列第115期顺利举行。本次讲座以“‘有物’还是‘无物’——从‘语言的文学使用’谈起”为主题，主讲人为浙江大学“求是学者”特聘教授杨大春教授，与谈人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樊艳梅副教授，主持人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永强教授。
图 主讲人杨大春教授
讲座伊始，杨大春教授结合自身学术经历，回顾了自己进入法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并指出法国哲学中无论现象学还是结构-后结构主义都始终与文学、艺术等领域保持着密切联系。随后，围绕“‘言之有物’还是‘言之无物’”这一主题，杨教授首先从“物”的概念切入，指出“言之有物”或“言之无物”中的“物”并不首先指向具体的自然物或人造物，而是直接涉及观念或意义。与此同时，杨教授进一步区分了几个与“物”或“物性”相关的重要概念，包括“substance”“matter/material”“thing”“materiality”以及“thingness”等。他指出，“物”的概念在哲学语境中具有较强的延展性和复杂性。其中，“matter/material”与“materiality”主要指向涉及物理属性的物质或材料；而“thing”与“thingness”则更多地指称存在论的或存在者状态上的万事万物。
紧接着，杨教授以福柯《词与物》为例，详细梳理了语言地位的变化。他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词与物尚未完全分离，任何物都可以扮演词的角色；到了古典时期，词虽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主要被视为表达思想观念的工具，词和物都被观念化了；而进入19世纪以来的现代时期，词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工具角色，开始显现出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尤其是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词开始成为具有某种“不透明性”的物，不再充当传达意义的媒介。
图 杨大春教授与刘永强教授交流讨论
在此基础上，杨教授进一步从现代性与当代性的不同思想姿态出发，阐释了“及物语言”与“不及物语言”的差异。他指出，现象学及其所属的现代哲学中的“及物语言”，通过“言之有物”维护主体的中心地位，突出万物的观念性，并为人们提供各种想象的乌托邦；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所属的当代哲学中的“不及物语言”，则通过“言之无物”宣告主体中心地位的终结，展示万物的实在性或物性，并为我们开辟出众多实在的异托邦。杨教授强调，“现代”与“当代”并不单纯指向时间意义上的时代划分，而是主要体现为人们面对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思想姿态。杨教授表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消除现象学和结构-后结构主义的壁垒，在法国现象学的现当代进程中来探讨一些重要的哲学主题。
此后，杨教授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梳理了现象学的脉络：存在着从意识现象学经由身体现象学到物质现象学的演变，而语言现象学和他者现象学协助身体现象学推动了这一进程。杨教授指出，这一思想进路并非单纯的概念演变，而是回应当代思想与现实问题的理论尝试。其基本使命在于正视认知革命、重估实在概念、更新审美体验、关注异常经验和推动文明互鉴。围绕“通向物性现象学”这一目标，杨教授从不同哲学层面对相关研究路径进行了说明。在理论哲学层面，物质现象学可与当代形而上学相联系，意识现象学则可与当代认知科学展开对话；在中介哲学层面，语言现象学能够与当代艺术研究相互贯通；在实践哲学层面，身体现象学可介入精神病理研究，他者现象学则为文明互鉴研究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杨教授在讲座中重点展开的语言的文学使用问题正是中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杨教授指出，梅洛-庞蒂关于语言的文学使用研究强调的是“以身体为起点的表达”。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图式概念及其展开表明，身体、语言、他人、世界是相互交织的，而文学和艺术正是其论证身体主体理论的重要路径。在具体分析中，杨教授以梅洛-庞蒂对普鲁斯特、瓦莱里、司汤达和萨特等人的评论为例，说明了文学如何呈现身体与语言、情感、时间之间的关系。普鲁斯特的写作展示了人如何通过身体居住在时间之中，其记忆并非单纯的理智建构，而是一种身体记忆；瓦莱里的诗歌则体现了身体姿态与语词生成之间的同步关系；司汤达对梅洛-庞蒂的启示在于情感的身体性，即情感不是囿于内在的心理状态，而是身体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杨教授还将梅洛-庞蒂与萨特加以比较，指出二者虽都关注“什么是文学”，但梅洛-庞蒂更突出身体在表达中的首要地位，因此他更强调意义，而不是像萨特那样强调自由。
梅洛-庞蒂在文学艺术研究中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认为由此才有意义的产生。他显然没有否定“言之有物”，但他批判萨特以及古典作家过于强调思想观念，没有给予形式和风格以适当地位。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一些现代作家走向了形式主义，认为他们看似重视形式，实则忽视了形式，因为他们让自己的作品丧失了意义。梅洛-庞蒂透过瓦莱里和斯汤达的创作经验和人生经历，发掘语言对于人的塑造，表明语言不是一种现成的工具。创作是艰难的，作家始终是在练习或训练写作，始终是在学说第一句话，并因此在结结巴巴地说话。在《语言的文学使用研究》中，他多次强调一种所谓的“征服性的语言”，旨在表明语言的文学使用体现的创造性。瓦莱里和斯汤达的作品表明，任何语言都有其诗意特征，都可以呈现个人风格。当然，我们不应该像瓦莱里那样完全沉溺于不及物的诗歌语言，正像我们不能像萨特那样只承认散文语言的介入价值。
杨教授告诉我们，与梅洛-庞蒂关注像普鲁斯特、瓦莱里、斯汤达这样一些虽然面临各种“危机”，但终究属于正常范畴的现代作家不同，福柯偏好关注一些比较极端的或病态的现代作家，借助文学艺术来考虑“疯癫与语言”的极限体验。说话主体取代了意识主体，但关键是说话而不是主体，或者，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语言通过人说话。尼采、阿尔托、萨德、鲁塞尔、巴塔耶、布朗肖等对福柯具有重要的启示，这一切导致语言的文学使用就是强调“言之无物”或语言的不及物性。语言的不及物性恰恰恰体现的是语言的物性，意味着语言回归自身性。语言的物性导致的去心理化、去观念化，主体的终结其实是理性主体的终结，从而让疯子以及其他边缘存在者可以走上历史舞台。无论如何，福柯走向的是形式主义或形式思维，完全抛开了主题文学对内容的强调。也可以说他把一切语言都看成了不及物的诗歌语言，在当代语境中极端化了针对尼采“谁在说话？”的马拉美式回答。
杨大春教授内容丰富、论述细致的讲座激发了在场师生的浓厚兴趣。讲座结束后，樊艳梅副教授和刘永强教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师生们与杨教授展开了深入交流。在热烈的讨论与思想的碰撞中，本次讲座圆满落下帷幕。与会师生纷纷表示，此次讲座视野开阔、启发深刻，令人受益匪浅。
图 樊艳梅副教授点评交流
图 部分师生合照
图：褚天宇
文：陈子轩
浙江大学法德文学与思想研究平台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子衿学社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德国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