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时代”——浙江大学外语学科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为纪念梅光迪先生逝世68周年而作
1945年12月27日，国立浙江大学外文系主任梅光迪教授，积劳成疾，病逝于贵阳，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68年。岁月的流逝并没有让我们后人忘记他在1936-1945年的九年间带领外文系师生为学科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1936年10月12日，梅先生不顾美国好友的极力挽留，放弃了在美国大学任教多年的教职毅然回国，就任浙江大学外文系主任。
梅先生到浙大后，即全力投入到繁忙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中去。他十分注重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开阔他们的视野，多次组织外文系的教授为本系和全校同学开设课外讲座，他自己也作了两次学术讲演：《爱国主义之今昔》和《文学在教育上之地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大仍于9月10日照常开学。梅先生先后在他参加编印的《国命》旬刊上发表了《言论界之新使命》和《斥伪教育》两文，呼吁全国言论界阐扬我国历史上奋力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传统以实现抗战的胜利；痛斥天津日伪组织提倡读经、推行奴化教育。正是这种热爱祖国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坚定信念使梅先生在学校辗转西迁的艰难岁月里始终与外文系的师生们勇敢地站在一起。
在西迁的两年多的时间中，外文学科从抗战前一个系（外国语文学系）扩展到了三个系，学生人数也显著增加，1937年度为18人，到 1939年度增加到了55人。 由于部分教员无法跟随学校西迁，梅先生费劲心机，千方百计寻觅合适的教师补充到外文系的师资队伍中来，同时，根据新的形势对原有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作了调整，如开设了战时文学、西洋文学与文化等新课。
1940年2月，浙江大学正式入驻贵州遵义等地，入黔后的外文系在梅光迪主任的领导下使这一时期成为自1928年建系以来在各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个时期。
梅先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广招人才，逐渐形成了一支满怀爱国热情，在教学上富有高度责任心，在学术上有宽广视野和专长的较为稳定的师资队伍。
1940年初到贵州后，梅先生就着力抓紧师资队伍的建设。在他的努力下，仅1940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有14位老师成为外文系的新成员。这批老师中有战前担任过浙大外文系主任多年的佘坤珊、中国著名的世界语教育家的黄尊生，曾任上海暨南大学等校教授的汪同祖、被当时文学界誉为北欧文学权威的李贯英，以及刚从国外回来的中青年学者，如黄川谷、田德望等。这批老师中的大部分均一直坚持工作到抗战结束，后来都成为外文系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1943年，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陶慈教授来访，看到外文系的教授以娴熟的外语滔滔讲课，引述渊博，大为惊讶， 临走时他动情地对梅主任说，浙大的教学质量可与英国任何大学的文学院媲美。
2、切实贯彻培养学贯中西人才的思想，使其成为外文系办学的重要特色。
培养精通古今中外文学的通才是梅先生对外文系学生的真切希望，也是他办学思想的核心。他多次强调要求外文系的学生在精研西方文学之外，决不可忽视祖国的优秀文学，为此他与竺可桢校长一起推出了大學一年級學生必修古文一年，文學院的學生還必須加學一年古代文學作品選讀的规定。梅先生在平时讲课中则经常运用中西文学对比的方法，以加速学生的理解，他认为只有這樣，才可能使学生融通中西之學。
3、积极提倡教学改革
张君川先生是梅先生到遵义后聘请到外文系担任外国戏剧课的老师，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他在遵义任教时提出结合演出教授外国戏剧的设想，表示希望组织一个外语演出剧团。但是训导部门不予支持。梅先生提议出可先成立外文系戏剧讨论班，再以讨论班的名义演出。讨论班后来演出了不少戏剧，梅先生不但亲临观剧，并提出中肯的改进意见。把教授戏剧同演出实践结合起来，这在当时全国各大学中是个创举。梅先生还主张高年级课程应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因此他有时会采用研究或论文来代替考试。他认为，学生写出一定质量的论述文章，就为今后进一步深造打好了基础。
梅先生的办学理念、治系实践、学术精神和崇高品格已经成为浙江大学外语学科宝贵的思想精神遗产。“梅光迪时代”作为光辉的篇章将永远载入浙江大学外语学科发展史的史册。
（许高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