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30-31日，“中华翻译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线上隆重举行。本次大会由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共同主办，《上海翻译》编辑部、《中国翻译》编辑部、《外语教学》编辑部、浙江省翻译协会、浙江大学出版社共同协办。来自全国90多所高校的120位学者参会，在B站、腾讯会议等线上观看的人数累计达5万余人次，反响甚好。
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何莲珍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教授分别致辞。
何莲珍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在“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上发挥着强有力的建构作用。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这是时代赋予翻译与翻译人才的使命与责任，也为翻译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青年学者最具活力，也最具潜力，应当紧跟时代潮流，主动承担起时代赋予翻译事业的使命与责任。
许钧教授在致辞中讲道，在新的历史时期，青年学者应当在文化传承、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青年学者，大有前途，大有可为。35年前，作为一名研究生，他组织召开了“全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今天，作为一名翻译、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老兵”，他在参会青年学者的身上仿佛看到了当年的他们，更看到了翻译学学科发展的希望。他强调，此次会议的召开具有标志性、象征性和实质性的意义，展现了青年一代构建学术共同体的胸怀和目光，同时也是展开科学探索和创新研究的重要举措。
学术传承离不开前辈的谆谆教导、循循善诱。复旦大学何刚强教授的发言“翻译学者（教师）应当追求‘五项全能’”指出青年学者要培养“利器、悟道、厚学、迁思、修辞”的能力。具体而言，我们要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要领悟做人之道、学问之道；要做到文史哲融会贯通；要善于迁思回虑，发现“新大陆”；要掌握写作的艺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穆雷教授的发言“我与翻译学一起成长”回顾了自己从教40余年的经历，建议青年学者把终身学习纳入自己的发展规划，学会充分利用身边环境，形成独特的知识结构。当下，青年学者迎来了翻译学科深入发展的阶段，要把握好机遇，迎接挑战。
《中国翻译》主编杨平博士认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加强国家翻译能力的建设，这对翻译研究、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希望青年学者心怀“国之大者”，将小我融入大我；求真务实，做“真学问”。在今后的译学研究中，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回应国家重大需求；重视中国特色译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加强与国际译学话语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在研究方法上要处理好翻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新旧研究范式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外语教学》执行主编王和平教授分享了自己与许钧教授相遇、相识和相知的经历，高度赞扬许钧教授为后辈学子发挥良师的榜样力量，以及在“学人、学术、学科、学界、学刊”等方面树立的先进典型与做出的巨大贡献。《上海翻译》主编傅敬民教授介绍了《上海翻译》的宗旨与特征，强调学术期刊应该为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提供平台，创造机会，《上海翻译》将继续坚持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除了倾听资深翻译学者和外语类期刊主编代表的桃李之教，本次大会还邀请了25位青年翻译学者做大会主旨报告。他们的发言立足国家需求，彰显家国情怀，同时展现了对翻译研究的前沿思考与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翻译理论与翻译话语
翻译理论的讨论对理解翻译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乃至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京大学刘云虹教授认为翻译批评事件对建设翻译理论具有积极意义，分析了构建翻译批评事件的主客观要素。苏州大学孟祥春教授提出构建“翻译动理学”（Studies of Translation Dynamics）的理论设想，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根源，互动合力为理论基础，关注“何境何人为何向何如何言何何效馈”的双七合模式，旨在发现翻译的力和理。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张思永博士基于现代背景的认识框架，重新界定了中国传统译论，并归纳出四“性”和八“非性”特征。关于翻译的定义和本质，浙江大学冯全功博士从最简化原则出发，认为翻译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符号转换性是翻译的本质属性，而其他属性，如社会属性、语言属性、文化属性等，是翻译的衍生属性。上海外国语大学耿强博士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分析建国前后十七年里中国现当代翻译话语的内容与机制。他认为这一时期的翻译话语处于转型期，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翻译话语的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2. 中国文学、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
自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文学界、翻译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中国文学、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业已成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次会议上，该议题受到普遍关注，其中既包括中国古典作品，如《文心雕龙》《金瓶梅》《三国演义》等，又囊括了中国现当代作品，如《三体》《当代中文小小说汉英对照读本》等。通过解读正文本和副文本，南京师范大学许多教授阐释了罗慕士如何在《三国演义》全译本中塑造客观生动的刘备形象，高度肯定罗慕士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传统文学做出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赵朝永教授以《金瓶梅》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出版为例，系统考察不同形式的赞助人在译本翻译过程、编辑出版过程和传播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强调，除了勒菲弗尔提到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三要素以外，还应将精神支持（emotional patron）和技术支持（technological patron）纳入赞助人机制的研究当中。江苏大学戴文静博士从语义结构和语义内涵出发，剖析《文心雕龙》“风骨”范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阐释。为了避免文化简化主义导致的误读，她建议在翻译中国古典文论时，可采取多重定义法，以此达到原文经典性与译文可读性之间的平衡。除了单行本的个案研究以外，一些学者注意到翻译文集在海外的编选问题。中山大学王岫庐博士认为《当代中文小小说汉英对照读本》反映了译本选材的“众声喧哗”，即多方位多样化地挑选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同时，它在翻译策略上呈现出“积极沉默”，即传递源语作者的声音、平衡好厚译与薄译的关系，从而保留源语文化的差异性。
部分学者还将目光聚焦到中国文学在法语、日语世界的译介情况。浙江大学杜磊博士指出当代法国汉学家法拉斯奇的《元杂剧三部》既有“史”又有“译”，将解读与翻译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开辟了一条“二元阐释”的新路径。这代表了法语世界对元杂剧语言与艺术的最新思考，对“讲好中国戏曲故事”大有裨益。南京农业大学卢冬丽副教授发现《三体》的日译本有机结合了源语文本和英译本，开辟了一条“内外双生复合性文学译介生成路径”。此外，还有学者从数字人文、交际术语学等视角展开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王颖冲博士介绍了当代中文小说英译评论数据库的建设思路，并结合中国科幻小说英译单行本的网上读者评论等案例，展示如何将其运用在不同类型的译介接受效果研究。南京工程学院刘性峰教授就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翻译的复杂性和难度性，提出了术语的语境化翻译策略。
3. 翻译家研究
翻译家居于翻译活动的核心地位，为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巨大贡献。但长期以来，翻译家往往处于隐身或失语的状态，为此我们要深刻认识翻译家，加强对他们的研究，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国海洋大学贺爱军教授从本体论、方法论和媒介论出发，深入探讨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指出翻译强国是梁启超翻译思想的根本内涵，他的翻译实践、翻译论述乃至文学创作都围绕其展开。华中农业大学覃江华教授从翻译的角度入手，重新梳理评价了哲学史家、伦理论者谢无量的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以此揭示翻译与现代知识话语生成之间的关系。南京林业大学祝一舒博士指出，许渊冲的翻译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尤其是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思想。一方面，他坚持中国翻译学派的“实践论”，从翻译实际出发，对翻译问题展开探索；另一方面，他重视中国的学术传统，从中汲取理论资源与依据，对构建中国特色译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浙江大学周闽博士基于认知诗学中的“美感幻觉”（aesthetic illusion）理论，审视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提出了诗歌翻译中的“沉浸诗学” (Poetics of Immersion）这一概念，主张译者作为“沉浸式读者”（immersive reader）的观念，强调其对于理解翻译文本及翻译行为的重要性。上海大学袁丽梅博士梳理了2011-2020年期间国内有关汉学家译者研究的417篇文献，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并提出相关建议。她认为我们要拓宽研究视野，不应囿于文学翻译活动；既要走进大翻译家的精神世界，又要注意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译者，乃至译者群体；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尝试寻找翻译家的个性与共性、挖掘其他社会活动和进行历时考察等。
4. 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以开放的姿态，汲取不同学科的理论精华，不断丰富、发展、壮大自己。本次大会上，青年学者就翻译学与社会学、国际组织、知识管理、形象学、史学、语言景观等其他学科如何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行讨论。上海外国语大学肖维青教授详细介绍了如何将专题汇编簿（casebook）运用到翻译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翻译实践和撰写翻译实践报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邢杰教授认为社会翻译学研究者应该加强对社会学理论的追本溯源，不断扩大、加深和创新其在翻译研究上的运用。同时还要树立问题意识，尽可能展现社会翻译学作为新范式的独特性。浙江大学张慧玉教授根据《国际组织年鉴》所收的国际组织名录，全面勾勒出120个翻译类国际组织的总体样貌。考虑到中国尚未成立翻译类的国际组织，她建议国内相关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积极建构、参与国际组织，以此推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大连外国语大学王少爽博士将知识资源论与翻译实践联系起来，认为翻译具有知识属性，并从知识资源的生产角度入手，提出将搜索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纳入当代译者能力体系的建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修文乔博士分析鸳鸯蝴蝶派的女性期刊译作如何在民初社会建构“新女性”形象。江西师范大学张汨博士探讨如何整合微观史学与翻译史研究，继而展开翻译微观史的书写。除了将其他学科的理论话语移植到翻译研究里，一些学者尝试将翻译学的理论资源运用到其他领域的研究，实现跨学科研究的双向互动。比如，北师港浸大（UIC）宋歌博士以香港霓虹灯的翻译景观和双语路名为例，从翻译学的视角分析多语城市的语言景观，并总结如何开展翻译学与语言景观的交叉研究。
在10月30日晚上的小组分论坛汇报中，青年翻译学者与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就多模态符际翻译、副文本、翻译修辞、典籍译介、中国网络文学外译、文献计量学等话题隔空展开学术对话与交流。分论坛不仅有精彩的发言，也有充分的交流，主持人的点评也往往一语中的，为学术上共同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里每位发言人都是认真的，每位主持人和志愿者都是投入的，也吸引了众多师生观看，如天津外国语大学林克难教授、扬州大学周领顺教授全程在分论坛聆听小组发言。林克难教授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发的一则信息是这样描述的：“青年翻译论坛晚上继续开会。那种热情，那种充沛的精力，令人羡慕。特别喜欢大家畅所欲言，就某些热门话题展开的热烈讨论。没有套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最后，许钧教授在闭幕式上表示，这次会议具有特别的意义，其目的是学术传承、发展与创新。在这场学术大检阅中，他看到青年学者的精神追求和创新探索，他们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在不断前进的学术道路上充满希望；他看到了青年学者的学术自信和严谨学风，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稳扎稳打，踏实推进；他看到了青年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宽阔的人文情怀，博大的中国译学思想在他们的学术争鸣中流淌；他看到了青年学者巨大的发展动力，与35年前相比，他不仅看到了过去，还看到充满可能的未来以及富有广度、深度和厚度的翻译研究；他更看到了青年学者的使命与担当，他们将翻译研究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他希望“中华翻译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以后能够定期连续召开，以建立学术共同体，共同推进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