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成均，在浙之滨；知其不二，尔听斯聪。10月28日，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外国语学院承办的“浙大东方论坛·成均讲堂”系列讲座第2讲在线上、线下同时举行。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郝田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作了主题为“莎士比亚、弥尔顿与十四行诗的中国化”的专题讲座。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高奋教授主持讲座。
郝田虎 教授 主讲
郝田虎教授从四个方面展开演讲：为什么是十四行诗？什么是十四行诗？十四行诗的阅读、翻译、改写、创作，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在其中的贡献；以及中国十四行诗的丰富性。郝教授通过梳理大量文献证据，详细解读中英文诗歌文本，对论题进行了全面而充分的阐述和分析。郝教授的学术报告通过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相结合，成功实践了他最近提出的“外国文学文献学”的学术理念。
郝教授援引钱光培的论断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国诗人对于十四行诗的诗体建设已经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是中国诗人对世界诗歌的贡献，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国最早出现的十四行诗中文翻译始自1854年。这一年，《遐迩贯珍》刊登了一篇很可能由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的弥尔顿十四行诗《咏失明》。1911年，在美留学的胡适翻译了莎士比亚Sonnet 60部分诗行，此当为中国人最早的莎翁十四行诗中译。自此，十四行诗的翻译和创作在中国不断涌现，精彩作品层出不穷。至今，用中文创作的十四行诗有几千首之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弥尔顿十四行诗的中文译作也数量众多，出现了大量优秀译者。中国的十四行诗应当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关注和认可。
接着，郝教授就十四行诗的渊源、发展、代表诗人、典型韵式进行了讲解。十四行诗起源于意大利，在十四世纪得到很大发展，其代表诗人为彼特拉克。十六世纪初，彼特拉克的诗歌传播到英国，Sir Thomas Wyatt和Henry Howard将之译为英语，他们也开始用英语创作十四行诗。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出现了十四行诗创作的热潮，Sir Philip Sidney，Samuel Daniel，Michael Drayton，Edmund Spenser，Fulke Greville，William Shakespeare，Mary Wroth等众多诗人均创作出了精彩的十四行组诗。十四行诗根据不同韵式分为三类：彼特拉克式（在英国的代表诗人有锡德尼、弥尔顿）、英国式（代表诗人为莎士比亚）、斯宾塞式（代表诗人为斯宾塞）。
郝教授认为，这些十四行诗对中国十四行诗及现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既深且广。中国的十四行诗有时将翻译和创作结合起来，比如胡适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Sonnet 60、吴宓译写的《病目》等（前半部分译自弥尔顿《咏失明》）。它们常常是对十四行诗题材的再运用，比如屠岸以莎翁和莎翁故乡为题、吴钧陶钱春绮以朱生豪为题创作的十四行诗。初期的中国十四行诗受彼特拉克体影响较大，而后则更多地模仿和借鉴莎士比亚。西方十四行诗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意象、结构、主题、题材都有深刻影响。孙大雨、曹葆华、罗念生都认同以不同音组交错的方式来翻译抑扬格五音步。闻一多、刘梦苇等是最早用中文写作英式十四行诗的诗人。屠岸、戴镏龄、朱生豪、邢光祖、梁宗岱、柳无忌等都从英国十四行诗中汲取了灵感，并借十四行诗的翻译和创作来表达友情、传递爱意，而这也正是西方十四行诗的典型特征。
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引发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也被赋予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和丰富内涵。在抗日战争时期，卞之琳（1940）借鉴弥尔顿十四行诗的创作经验，将歌颂友谊爱情的传统题材拓展到了政治和社会题材。中国最多产的十四行诗诗人唐湜创作的《海陵王》（1980）是由95首十四行诗组成的史诗，其中体现了对《麦克白》等莎剧题材的借用和对传统十四行诗结构的革新。曾执教于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系的佘坤珊教授将《桃花扇》译为英文，译文大量采用十四行诗形式或元素，使读者耳目一新。就像黄必康最近运用莎士比亚诗剧体英译《牡丹亭》一样，佘坤珊的翻译也是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使之获得应有国际认可的优秀范例。
高奋 教授 主持
郝教授的学术报告讲解详实，旁征博引，既有细致的考证，也有精彩的比较研究。通过现场的诗歌朗诵，听众感受到诗歌的节奏韵律和凝练深邃；通过线上线下提问互动，师生切磋交流，启迪智慧，阐释思想。中国十四行诗的优美丰富和深刻、译者和创作者的努力以及他们动人的人生故事，都令听众不断地回味和思考。高奋教授在总结中表示，郝教授的研究问题有重要意义，也为同学们树立了做好研究的榜样。讲座在热烈掌声中结束，大家都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对话活动。讲座吸引了线上、线下共计250余位师生、观众参加。
讲座现场
图/文：徐婉睿/张炼
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