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上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翻译研究》主编刘云虹教授应邀为浙江大学翻译专业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作为事件的文学翻译批评及其理论构建功能”的线上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冯全功教授主持，吸引了一百多位校内外听众入会聆听。
刘云虹教授从事件理论视角切入翻译批评。她提到，在翻译研究领域，翻译批评作为连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纽带，具有沟通、促进二者互动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翻译理论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中，翻译批评对翻译理论构建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西方哲学界对事件引发的哲学与理论问题进行思考，文学批评界认为从事件的角度看待文学，能够突出文学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基于批评的本质属性，将翻译批评作为事件看待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能够凸显翻译批评的行动者姿态及其沟通理论与实践、促进翻译理论走向深入的导向性和生成力。
接下来，刘教授对在我国翻译批评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红与黑》汉译大讨论进行了剖析。20世纪90年代初，《红与黑》的名著复译现象曾引发多家报刊报道与学者争论。这场大讨论的问题性不仅局限于形式，而是更深层次地涉及翻译活动的根本性问题和基本原则。正如许钧教授所言，“从《红与黑》一部书的翻译推开去，其中的许多曲直是非，是当今整个译坛种种倾向的浓缩。”由此可见，《红与黑》汉译大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翻译活动复杂性与丰富性的认识，对翻译理论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刘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之展开具体分析：首先，大讨论揭示了翻译方法背后的译者立场与伦理内涵；其次，大讨论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推动国内翻译研究的“译者转向”，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与能动作用得以彰显；最后，大讨论凸显了翻译的文化属性，强调文字、文学与文化的和谐统一。
随后，刘教授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成为国家战略，这为翻译批评助力翻译理论探索提供了新的契机，促使译学界深入思考涉及文学译介的一些新的问题：中国文学外译究竟应该翻译什么？中国文学是否有必要主动外译，主动“走出去”？中国文学外译中究竟如何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中国文学如何才算“走出去”？针对这些问题，译学界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形成了深刻的认识：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评价应从战略高度进行，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必须以构建中华文化价值观为基础。我们在翻译交流过程中，要真正从文化交流共生、文明交融互鉴的高度充分认识与把握文学译介的深层次目标，以主动的姿态与开放的立场，促进中国文化更真实地走向世界，并在与他者的碰撞和对话中进一步认识自我、传承民族的文化血脉。此外，刘教授也指出，针对中国文学外译评价，各方的认识随着探讨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并逐步趋于理性。中国文学想要真正“走出去”，翻译批评界应该进一步深化中译外研究，把握核心问题，真正深入文本，坚持文化自觉，从精神建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高度定位中国文学外译，促使文学译介实现其推动中外文化平等、双向交流的根本目标。
最后，刘教授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如何去构建翻译批评事件，指出要善于把握契机，密切关注翻译现实，抓住典型案例。此外，翻译批评事件的构建离不开问题驱动，也离不开主体的非中立性意图和策略。研究者不妨从事件的角度考察翻译批评，同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推动翻译批评事件的构建，这有助于探寻并进一步彰显翻译实践批评的价值，进而促使翻译活动更健康、有效地开展。事件是“一个激进的转捩点”，是“一种被转化必然性的偶然性”，事件不仅改变事物本身，也改变着事物所在场域的秩序。具有建构性力量的批评事件或可为翻译批评带来新的活力，为翻译理论创新带来新的可能。
冯全功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点评，指出事件理论为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刘云虹教授提到的几个案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建议大家从这次讲座以及刘云虹教授的相关专著（如《翻译批评研究》《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中多找一些研究线索，把事件化翻译批评继续探索下去。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文：胡诗婕、枣彬吉
浙江大学子衿学社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