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郭鸿杰教授应邀为翻译专业师生带来了一场学术讲座，题为“《国富论》的百年中国之旅：兼谈多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建设和应用研究”。讲座由郭国良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参加。
郭教授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分别为：《国富论》是怎样一本书？严复为什么翻译《国富论》？为什么重译《国富论》？以及《国富论》多译本语料库建设与研究。他还主张我们通过本体的角度来认识《国富论》原著，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国富论》的翻译和重译，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国富论》多译本语料库建设与研究。
郭教授对《国富论》原著及作者亚当·斯密及进行了简要介绍。他指出，《国富论》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并从世界视角分析了1776年《国富论》得以正式出版的历史背景。当时发生了两件世界大事——美利坚共和国独立和英国工业革命；它们与《国富论》的出版相得益彰、相辅相成。郭教授还谈及了1776年中国发生的大事，并指出要用全球史的眼光来看翻译史事件，这样我们对翻译史的发生与发展才能有更为深刻的把握。
郭教授继而讲述了《国富论》的五大内容：国民经济史研究、劳动分工、资本研究、财政学研究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及“114”体系：即一个基础、一条主线和四个视角。他指出，《国富论》有“三多”特点：多学科、多层次、多语种，还着重说明了书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来源；如“分配”来自于重农学派；自由贸易观最早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而《国富论》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也与中国《道德经》《货殖列传》中的“自然哲学”和“无为而治”思想密切相关等，让同学们对全书的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
谈及严复翻译《国富论》的动机，郭教授引用了复旦大学孙大权教授的一句话：“严复认为，中国富强的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开民智的主要途径在于引进各种西学，西学的重要学科为经济学（计学），而经济学的源头就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在严复那里，富强并不是直接的、功利的，而应该是学术革新带来的”。严复自己也曾说：“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由此看出，严复期望通过《国富论》等书籍的翻译出版来转变和提高国人的观念和素质，进而实现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郭教授进而谈到严复译《原富》的贡献：在现实意义上，他将外国和中国、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联系到了一起，在翻译中他则提出了“信、达、雅”三原则，其译文单从文学水准上看，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关于《国富论》为什么需要重译，郭教授首先引用了许钧教授的一句话，“如果说初译（首次翻译）可以拓展一部文学作品流传的空间的话，那么复译则可以延伸一部文学作品流传的时间”。接着，郭教授介绍了目前重译本的数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代表性译本，如郭大力与王亚南1931年出版的译本和1974年的译本、谢祖钧2004年译本、杨敬年2001年译本、周宪文与张汉裕的1964年译本及谢宗林、李华夏2000年出版的译本，并分析了它们译介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其中，郭教授重点论述了《国富论》（An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书名的翻译。他通过引用夏道平的《经济学者应注意的一个小小“s”》一文，指出斯密所注重的是着眼多国，其书籍理念蕴含国际意义，而非“经济国家主义”的偏狭概念。而“国富论”这个中文译名有“一国本位”的蕴意，与斯密的“多国”、“全部国家”的本意有所扞格。所以相比之下，还是严复的“原富”这个译名与斯密的价值理念更为相符。
之后，郭教授讲述了《国富论》多译本语料库建设和应用，涉及到了基于语料库的宏观和微观分析。通过对比不同译本和英语原著的语言特征，他指出，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基于语料库的微观分析部分，郭教授以“经济”和“金融”两个经济术语为例，指出术语翻译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国富论》中的这些新生事物、新思想、新概念大大改变了国内大众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从而使个人在认知外部世界时有了新的衡量标准和模式。
郭教授以“经典、翻译与使命”为题对整场讲座做了总结。他首先指出“经典”的含义，以及“经典”带给人类和世界的智慧和启迪；又引用了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中华文明之所以永葆青春，这个长生不老药就是翻译，进而指出翻译的重要性；最后，郭教授将《国富论》、翻译与中国式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现代”这一观念发轫于16世纪意大利城邦。我们不能忽视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构成部分——翻译——在“现代化”概念传播中的桥梁作用。如今中国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模式，解决当下面临的世界文明冲突与对抗必然绕不开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翻译中国”也必将大有可为。整场讲座在老师与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
文：孙芳婧
图：燕俊昊
审核：杜磊、高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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