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6日，由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张旭春教授主讲的《华兹华斯<迈克尔>中的牧歌问题》讲座在线上顺利举行。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朱振宇老师担任讲座主持人。此处讲座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子衿讲座”第52期，主办方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子衿学社。讲座吸引了包括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多所高校约70多名师生前来，线上气氛非常热烈。
《迈克尔》牧歌问题的引入
张旭春教授从《迈克尔》一诗副标题中的牧歌问题引入。华兹华斯为何刻意为《迈克尔》加上了副标题“一首牧歌”、标识出其“牧歌”文类？在何种意义上《迈克尔》是“一首牧歌”？张教授提出，诺尔顿（E. C. Knowlton）与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的研究强调华兹华斯对新古典主义牧歌传统的改变，认为该诗“副标题显示华兹华斯将‘牧歌’这种文类从贵族的矫揉造作转向了他称之为‘微贱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牧人的悲苦生活”。然而，张教授指出诺尔顿与艾布拉姆斯并没有展开对迈克尔悲惨命运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的深入追问。
华兹华斯本人也在 1805 年版《序曲》（The Prelude）第 8 卷中专门论述牧歌问题，有意识地想要通过《迈克尔》等作品的写作创造一种崭新的牧歌文类。那么，华兹华斯何以生发出这样一种牧歌革命冲动？张教授指出，华兹华斯在1801年1月14日写给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的信（以下简称《福克斯信札》）传达出了一些珍贵的史料信息，由《福克斯信札》所提供的史料可见，《迈克尔》作为“一首牧歌”的 “新颖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迈克尔》是献给北方小自耕农的赞歌；第二，《迈克尔》是哀悼北方小自耕农的挽歌。
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和作为“微贱式农民美学”的《迈克尔》
张旭春教授提出，对于现代工商业和18世纪英国的济贫政策是导致了小自耕农阶级溃散的原因，麦克林（Kenneth MaLean）有不同的解释。麦克林提出，迈克尔的悲剧并非现代工商业势力所造成，而是18世纪中后期英国农业革命带来的圈地运动的结果。华兹华斯是湖区圈地运动的反对者，并且成功地在格拉斯米尔的公有地上保留了田园之美。麦克林认为，《抒情歌谣集》代表了华兹华斯的根本政治立场：华兹华斯在本质上是一个农耕共和主义者（agrarian republican )。其次，他对作为爱（affection）的情感有浓厚兴趣——但这不是抽象的爱，而是家庭之爱（homely and domestic）。因此，华兹华斯的诗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想象的情感，这种情感他留给他自己和儿童（our best philosopher）；另一类他投射给了农民的世界。也就是说，在麦克林看来，华兹华斯的爱与悲怆的情感世界里有一半投射给了农民，华兹华斯的新美学是一种微贱的农民美学（peasant aesthetics）。
张教授指出，麦克林所提出的“微贱的农民美学论”就是《迈克尔》作为“一首牧歌”的独特所在。但是，麦克林用18世纪农业革命来解释华兹华斯的美-政治思想以及《迈克尔》作为牧歌的独特性却忽略了一系列问题，《迈克尔》的诗歌情节中明显隐含着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盘剥和腐败城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麦克林的“农业革命论”是无法解释的。
湖区封建田产制度与作为“伪牧歌”的《迈克尔》
罗杰·赛尔斯（Roger Sales）对《迈克尔》进行了政治批判，认为《迈克尔》在本质上是一首排除了真实历史的、矫揉造作的浪漫牧歌，认为华兹华斯并没有具体指出这个艰难困苦的来源，也没有对这些悲剧进行透彻的社会-政治分析，尤其是对主宰湖区的真正的“经济力量”故意视而不见。赛尔斯认为华兹华斯刻意地在《迈克尔》的文本中构筑起了一个拥有农耕美德的湖区与堕落的城市-商业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掩盖了湖区真正的土地问题。赛尔斯通过考察史料发现，攫取迈克尔田产的真凶呢是主宰湖区经济生活的封建庄园贵族以及从中世纪继承而来的“土地保有习惯法”(customary tenure)，而非诗歌所暗示的城市与商业世界。赛尔斯认为，华兹华斯掩盖这个事实的原因，是为了支持曾对自己有恩的封建领主大贵族劳瑟家族。
而张旭春教授认为，赛尔斯的解读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尤其是他强调最后攫取迈克尔土地的力量是湖区内部的封建土地制度而非外来的工商业势力入侵，这一点颇具新意。但是他将华兹华斯对劳瑟家族的谄媚联系起来有点牵强，因为《迈克尔》的创作时间早于劳瑟家族有恩于华兹华斯的时间。但是，赛尔斯从湖区的封建田产问题入手解读《迈克尔》却仍然有其价值。张教授认为，影响华兹华斯写作《迈克尔》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并非他自己在《福克斯信札》中说的那么简单。
《迈克尔》的素材来源及美学处理方式
张教授提出，从现存史料看，《迈克尔》并非对某个真实羊倌“迈克尔”遭遇的客观呈现，而是华兹华斯以其独特的美学策略对多种原始素材进行熔合加工的产物。《迈克尔》创作素材和创作过程的信息可在多处史料中找到，该诗素材来源多元，这些素材却彼此不相干，华兹华斯将这些素材熔铸在一起，虚构出了《迈克尔》这首作品。
对于华兹华斯对这些素材的处理，张教授总结道，作为诗歌的《迈克尔》却并非这些素材和社会问题的简单堆砌呈现，而是以三种美学策略将这些素材进行了加工处理：第一是开篇前39行华兹华斯借叙事者“我”之口对《迈克尔》写作目的的奇怪表述以及叙事的循环，这样的处理成功地将现实图景（牧羊人）转化为历史沧桑感，使读者思考的不再是迈克尔一家人的悲苦，而是生死、盛衰、枯荣这些哲学问题。第二是将现实历史化，即故意往前推到一个遥远的年代，华兹华斯通过这种方式，将迈克尔从现实生活中一个对生活有无限美好憧憬的具体羊倌转化成了一个来也悄然，去也默然的自然人；第三是对《圣经》故事的挪用，华兹华斯巧妙地用路加的堕落影射亚布拉罕用儿子以撒献祭的典故，其目的就是将原始素材中那些具体的物质性和历史指涉逐渐导向精神价值，将文本与外在现实问题彻底拉开了距离，从而将文本从现实引向了诗歌。
综上，华兹华斯以其独特的美学策略将各种原始素材以及社会-历史问题熔铸为《迈克尔》这首独特的牧歌，华兹华斯本人则是藏身于羊倌-自然人迈克尔背后那个超然的牧者-诗人，从而实现了从政治到审美、从历史到哲学的“羽化”（apotheosis）。
华兹华斯：超然的牧者-诗人
对于华兹华斯诗学的哲学-美学内涵，张旭春教授认为，华兹华斯注重源自自然景物和现实悲苦的情感和爱，但是最终却以“形而上的和哲学的”方式超越了情感。正是在此意义上，《迈克尔》在本质上是一首哲学牧歌。邓肯·吴（Duncan Wu）教授曾评论，华兹华斯在《毁坏的村舍》第513-524行揭示了其诗歌的核心思想：“尽管坟墓中的玛格丽特已经融入了针茅和野草之中，融入了大自然的荒野之中，但是如果我们对此感到悲伤的话，那种悲伤仅仅只是“虚幻的梦”。她的尘世生命因此而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洪流……悲伤是华兹华斯诗歌的强大驱力，而悲伤在一种万物一体(cosmic unity)的感知中获得了慰藉”。
张教授认为，邓肯·吴提出的“万物一体”论颇似宗白华先生对中国古典艺术核心之“宇宙意识”的论述。宗白华先生在中国古典艺术中所发现的“宇宙意识”被冯友兰先生表述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天地境界”。因此，“对于天地境界中的人，生是顺化，死亦是顺化。知生死都是顺化者，其身体虽顺化而生死，但他的精神上是超过死的”。
张教授总结道，《迈克尔》是“一首牧歌”，但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牧歌，也非赞歌，亦非挽歌，更非谄媚之歌——而是一首哲学牧歌，一首追问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牧歌——其中，诗人华兹华斯以及他笔下的迈克尔是超然的牧者。作为牧者-诗人的华兹华斯并非那种力图赚取读者廉价眼泪的感伤主义诗人——读者-牧群可以流泪，但是，牧者-自然人（迈克尔）以及牧者-诗人（华兹华斯）永远不会流泪。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华兹华斯诗歌具有“疗治功能”的秘密就在于此：作为读者，我们澎湃的激情不断被华兹华斯所激发，然而，这激情最后却逐渐归于平静，并沉淀为“眼泪所不及”的深刻而睿智思想。
对谈环节：
在对谈环节，主持人朱振宇（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提到，“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诗人对历史的体验具有主观性，并且关于 什么是历史，本就存在不同的理解，因而宏观的历史并不能完全主宰文本。朱老师同时认为，华兹华斯对故事本身进行了“距离化”处理，结果是将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故事讲述为人类的故事。此外，朱老师还就张教授讲座中提到的两种契约（contract到covenant）转换、以及华兹华斯对《圣经》典故的运用进行了评点。朱老师特别指出，张教授在研究中所作的中西比较，是当下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中应该深入的方向。最后，朱老师也由华兹华斯对蒲柏新古典主义式牧歌的批评，联想到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对西方牧歌的创始人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的批评，文学批评史在某种层面上也呈现了某种历史循环。
在对谈环节中另一位老师提出，国内外语学院的经典作家研究相对欠缺，对经典作家如济慈、拜伦、柯勒律治的研究依然处在比较基础的阶段。对浪漫派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浪漫派是西方新文学的重要表现，与现代化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国内的新文学、新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因此，浪漫派的学术研究以及翻译出版仍需补充。张教授的研究对华兹华斯诗歌的意义解读回归了诗学和美学，可谓“以浪漫主义的方式研读浪漫主义诗歌”，为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参考，即不仅要参考当时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更要有超越性的层面。最后，该老师提到情感问题在1800年的《序言》（“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中有所提及，即经过沉思之后的情感是华兹华斯的诗学目标之一，这也与《抒情歌谣》的文体实验是相关联的。如《抒情歌谣》集中的叙述者在路途中遇到不同的人物，而他们的声音与感受是由叙事者来抒发的。那么在这种文体实验中，华兹华斯对问题的处理是否和休谟、斯密等人有关联性？该老师认为，华兹华斯对诗歌功用的认知在于感性，华兹华斯或许如休谟一样试图建立一种感性的科学。在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华兹华斯对于文体的实验对于情感、文类、美学处理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的研究也可有一定的启发。
对于华兹华斯情感叙述的问题，张旭春教授以华兹华斯自己对情感的阐释展开回应。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情感的强烈流动，但是情感需要经历一定的搁置与沉淀，经过沉淀与淘汰留下来的便是思想，凝结成为思想的情感再次迸发并循环往复地形成思想。于华兹华斯而言文学创作不止是情感的抒发，而是需要经过一定的过程，将情感与经验主义融合为一种新的“华兹华斯式的美学”。因此华兹华斯采取转述的叙事策略，表现出一定的距离感。此外，邓肯·吴教授的书籍《华兹华斯的阅读》（Wordsworth’s Reading）记录了华兹华斯细致广泛的阅读，其中包括弥尔顿。张教授认为华兹华斯与弥尔顿有着隐晦的联系：在《失乐园》的结尾中亚当和夏娃走向未知的世界，弥尔顿在这里留下了疑问，即人类此刻是会被救赎还是永远沉沦在未知的悲苦世界？张教授认为，华兹华斯试图通过自己的诗歌给出了回应，而其未完成的作品《隐士》（The Recluse）中的未完成性与碎片性恰恰是答案，对应着人类离开伊甸园后崩溃与支离破碎的过程。因此《隐士》是未完成的人类的悲苦史，而这部悲苦史会永远地进行下去。
子衿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