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日星期五，北京时间晚8点，期待已久的哈佛大学丹尼尔·多诺霍教授（Prof. Daniel Donoghue）线上讲座如期举行，讲座由浙江大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MRS, Zhejiang University)名誉主任沈弘教授主持，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研究员张炼博士、徐晓东教授参加会议，历时约两个小时。此外，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辽宁大学、贵州大学、新疆大学、山西大学等五湖四海的近350名师生（腾讯会议近百人，B站直播近250人）齐聚一堂，聆听本次讲座。
丹尼尔·多诺霍教授是哈佛大学约翰·P·马昆德（John P. Marquand）英语教授、哈佛大学文学和历史委员会主席、浙江大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国际顾问之一。多诺霍教授学术作品硕果累累，其中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何阅读他们的诗歌》（How the Anglo-Saxons Read their Poems，2018）、《戈黛娃夫人传说文学史》（Lady Godiva: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Legend，2003）等。多诺霍教授担任了敦巴顿橡树园中世纪图书馆（Dumbarton Oaks Medieval Library）总主编，已在哈佛执教35年，美国中世纪学院（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院士。讲座开始，沈弘教授回顾了与多诺霍教授的深厚情谊。沈弘教授于1993年在哈佛大学英语系访学期间，多诺霍教授是沈教授的导师，在和多诺霍教授多次课堂学习、中世纪会议和小组论坛交流中收获颇多、受益匪浅。曾与多诺霍教授交流的多名中国硕博生现在都成了教授。此外，多诺霍教授在12年前来浙江大学访问，他表示非常感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今年的讲座邀请。
沈弘教授展示与多诺霍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合影
多诺霍教授演讲展示首页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当英语接收法语时: 早期中古英语作品《布鲁特》中的法语外来词”，主要内容包括：莱亚门（Lawman）的《布鲁特》（Brut）是什么？它为何重要？；早期英语文体研究会（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EETS）《布鲁特》版本的编辑历史与挑战；《布鲁特》中的法语外来词。
多诺霍教授在讲座中提及，莱亚门（Laȝamon, Laweman, Lawman, Layamon, Lazamon）是阿艾黎金斯县（Areley Kings）的牧师，lawman就是“ a man of law”, 有执法官的含义。阿艾黎金斯县到伍斯特（Worcester）步行一天的距离，离威尔士的边界不远，但在《布鲁特》中几乎没有借用威尔士语，反而包含了更多古挪威语外来词。除此之外，我们对作者的生活一无所知，但从其作品推断他受过拉丁文、法文教育，能说英国西南中部地区方言。莱亚门的《布鲁特》是一部长达16000行的英诗编年史（chronicle），概述了英国早年的历史，包含由布鲁特及其继承者们的开创史，描写最初国王、王室的故事，有些国王是高尚的，有些则是邪恶的，有些是成功者，有些则不是。《布鲁特》源于1155年罗伯特·韦斯（Robert Wace, 1110-after 1174）用八音节对偶句（octosyllabic couplet）写成的法语版《布鲁特传奇》（Roman de Brut），同时引用了比德（Bede）的“英语书”（“English Book”）及一两本拉丁语书。它使人想起古英语头韵诗，但其韵律与古英语诗不同。
多诺霍教授表示，此书的特点和重要性在于以下几点：它被认为是第一部讲述亚瑟王故事的英文书，其中约5000行（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关于亚瑟王的故事，约9000行关于英国人在亨吉斯特和霍塞（Hengist and Horsa）领导下与撒克逊人的斗争；它将格韦纳维亚（Guinevere, 亚瑟王之妻，兰斯洛特爵士的情妇）、凯（Kay）、尤瑟（Uther，英国传说中的不列颠王，亚瑟王之父）、莫德雷德（Mordre, 亚瑟王的侄子和骑士）、梅林（Merlin，巫师，亚瑟王的师爷，被一个他透露了妖术秘密的妇女囚于一棵树内）、高文（Gawain，亚瑟王的圆桌武士中之一）等人物引入了英语世界；本书讲述了亚瑟王的出生以及在石头中的剑；与其来源不同的是莱亚门在本书中描述了许多戏剧性对话和叙事性细节，拓展了圆桌故事。《布鲁特》中的圆桌不是一个固定的圆，而是呈现环形，里外应合，可拆卸移除，最多可容纳1600多名骑士。 从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英国历史学家，1100-1154）拉丁版《不列颠国王的历史》（1130年代，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到韦斯的法语版（1150年代），再到1200年左右英文版《布鲁特》，历经三代版本更迭和翻译。之后的传奇故事（Romance）不仅揉合了杰弗里的国王历史，还涵盖了凯尔特传奇中的奇迹（marvels）和魔术（magic），以及宫廷爱情（fin amors, courtly love）、普罗旺斯的吟游诗人（troubadours of Provence）、11世纪西班牙阿拉伯世界的爱情故事。12世纪至16世纪，关于英国的故事一直在延续，例如蒙茅斯的杰弗里（1130年代）、英格兰的托马斯（Thomas of England，1160年代）、玛丽·德·法兰西(Marie de France，1180年代)、《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Sir Gawain & the Green Knight，1380年代）、乔叟（1390年代）、托马斯·马洛里爵士（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70年代）、斯宾塞的《仙后》（Faerie Queene，1590年代）。关于亚瑟王、国王、王室和骑士的故事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天的影视界也很常见，我们也能从迪斯尼动漫中找到很多相关元素。
多诺霍教授在演讲
早期英语文体研究会（EETS）1963年《布鲁特》第一册
左侧为卡利古拉（Caligula）手稿，右侧为奥托（Otho）手稿
早期英语文体研究会（EETS）于1963年出版了《布鲁特》第一版，于1978年出版了第二版，编辑G.L.布鲁克（G.L. Brook）和R.F.莱斯利 ( R.F. Leslie ) 并没有完成该书的第三册，多诺霍教授表示他正在进行的项目旨在完成第三册。早期英语文体研究会（EETS）的《布鲁特》涵盖了两个版本，平行页左侧是卡利古拉（Caligula，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版，右侧是奥托（Otho，罗马帝国第七位皇帝）版。卡利古拉手稿更长，有16000多行，普遍被认为是更接近12世纪前的原稿；奥托手稿语言更现代，包含了更多法语外来词，也更简短，因为许多文本细节被移除，但仍保留了文本的节奏感和流动性。
早期英语文体研究会编辑《布鲁特》的历史
多诺霍教授回顾了早期英语文体研究会编辑《布鲁特》的历史。编辑工作可以追溯到1847年弗雷德里克·马登（Frederic Madden）编辑的三册书，他做了了不起的工作，该版本依然很有用，也是使用一个多世纪的唯一版本。1938年研究会计划让E.V.戈登（E.V. Gordon）重新编辑本书，但他在还没真正开始此项工作就去世了。直到1946年布鲁克接下此项任务，他发现此项任务较为艰巨，于是在1956年邀请莱斯利成为合作编辑。7年后（1963年）他们完成了第一册，15年后（1978年）完成了第二册。然而，1977年布鲁克去世，1992年莱斯利去世，所以他们没有完成第三册。伊恩·J·卡比（Ian J. Kirby）接管了该项目，但他于2017年也去世了。由此，多诺霍教授向研究会申请完成第三册的项目，研究会同意了他的提议。屏幕右侧的手稿是亚瑟手稿的仿制品，该手稿于1761年的大火中严重毁坏，由此阅读该手稿十分吃力，但前编辑马登、布鲁克、莱斯利完成了杰出的阅读和编辑工作。卡比曾尝试编录原文本和新版本间的词汇索引（Concordance），这份索引部分人见过，但非常不幸多诺霍教授从来没见过。1980年代莱斯利其实有一份索引，但无人知晓，他在能与他人分享之前就去世了。由此，多诺霍教授今天只能用了一些较为可靠的软件来帮助完成词汇索引编录工作。
多诺霍教授提及，编辑第三册书有许多挑战，首先文本很长，术语表和注释都有成千上万条，而此项工作仍处在前期阶段；其次他必须接受布鲁克和莱斯利的编辑意见，哪怕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前两册已经出版；布鲁克和莱斯利可阅读原版本，与原文本一对一的接触，而多诺霍现在只能找到一些电子版；最后的挑战在于语言本身就非常难，它不是中古英语，而是贝奥武甫时代的早期古英语，拼写与现代英语有很大区别，头韵和韵脚不连贯，很多诗行包含头韵或韵脚，有些则两者都有或都没有。另一挑战在于词汇拼写的多样性，例如地名“Galloway”在卡利古拉手稿中有8种写法，每次出现的写法都不一样，而在奥托手稿中有一种写法，这个例子较为极端但也是典型案例。卡利古拉手稿故意使词的拼写多样化，以使其看着更古老。
奥托手稿中法语外来词每千行频率分布图
接着，多诺霍教授谈及《布鲁特》在古范的卡利古拉手稿中约有150个法语外来词，或和奥托手稿共享；有61个法语外来词只出现在奥托手稿中。新借用的法语词汇对13世纪的读者来说非常现代。例如“Tower of London”一词在卡利古拉手稿中被写作“quarterne of Lunden”， “quarterne” 在古英语中写作“cweart-ern”，有“监狱”的含义；在奥托手稿中写作“tour of Londene”, “tour”在法语中是“塔”的意思，在当时也可指“监狱”。又如“wasten”源于法语，在卡利古拉手稿中出现，但在奥托手稿中使用更频繁；古英语“præt-wrenchen”出现在卡利古拉手稿，在莱亚门时代并不常用，奥托手稿则采用法语词“felle”取代了“præt”，表示“诡计多端”（wicked）。多诺霍教授列举了多个例子，展示了奥托手稿中法语外来词每千行频率分布图，罗列了18个在《布鲁特》中从法语新借来的常见英语词汇（约1180-1200期间），其中“cloack”、“country”、“delay”、“heir”、“tomb”在《中古英语词典》（Middle English Dictionary）被认为是第一次从法语中引用并出现在莱亚门《布鲁特》的奥托手稿中，并不是说在之前没有出现，而是从《布鲁特》开始这些词在英语世界中有了记载。 同时，《布鲁特》中的有些外来词汇没有在英语中找到根源，在之后很少用到；有些则很难辨识。
在卡利古拉手稿第3031-3035行描述了人们用金子和珠宝堆积成国王贝林（Belin）的墓，将其安置在塔（turre）的最高处，由此大家都能看见。其中，塔（turre）为法语外来词。奥托版的这节诗中， “tumbe”（tomb）、“honure”（honor）、“tower”（tour）都是法语外来词。此处“tumbe”取代了卡利古拉手稿中的“tunne”（OE），指代的意思更具体、涵义更体面，tunne原指藏酒地窖，用在国王身上不够尊贵，tumbe更适合安置在高处。为了体现国王的尊贵，修订者还添加“honure”一词，与“toure”形成韵脚。奥托手稿中“tumbe”和“honure”两个词仅在此处出现，修订者有意借用这两个词使得意义更圆满贴切，并与原文组成韵脚，此处体现了编者的全局观。第8722-25行，国王圣颜大悦，命令他喜悦的子民在这个圣灵降临节即刻前往埃姆斯伯里（英国英格兰地名）庆典。奥托手稿中的这三行比卡利古拉手稿简短，删减了部分词汇，添加了法语外来词“delaie” (delay), 这也是唯一出现的一次，使得每行都形成韵脚，而卡利古拉手稿中老派的“hustinge”一词消失了。第3488行，卡利古拉手稿记录：“紧随其后的是布拉思加伯拉特国王”；奥托手稿记载：“国王名叫布拉思加伯特，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此行在两个手稿中都形成了韵脚，但奥托手稿的含义更准确，且引进了法语外来词“note” (a musical note, 音符)形成韵脚且仅出现过一次，指出了国王的技能。
由此，多诺霍教授总结到，莱亚门的《布鲁特》参与了早期手稿引入法语外来词的词汇扩张，但它的引进数量是相对有限的，不同于同时期的有些手稿从法语中随意引入新词汇。他认为莱亚门策略性地有限引入法语词是为了使卡利古拉手稿更有古英语风范，而奥托手稿引入更多法语外来词则为了使现代读者在阅读一整个片段时更顺畅。
在半小时的问答环节，讲座依然精彩纷呈，广大师生积极参与提问，意犹未尽。对“古英语与中古苏格兰语中的字母ȝ您有什么看法？”（博士生邵慧婷）、“为什么奥托手稿中的法语外来词多于卡利古拉手稿？”、骑士文学与英国人的身份认同相关问题（沈弘教授）、“您在第三册中将涵盖两个手稿吗？”、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编辑工作相关问题（郝田虎教授）、“您提及了黄金和珠宝，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黄金作为一种药材？”（徐晓东教授）、“法语外来词是用法语发音还是英语发音？”（张天烁 中山大学）等问题，多诺霍教授一一做出了热情解答。
郝田虎教授在提问
多诺霍教授感谢大家周五晚前来光顾讲座，在此我们也期待多诺霍教授再次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学术讲座。感谢多诺霍教授为我们介绍了早期古英语作品及其手稿，展现了艰巨而意义非凡的编辑工作，学术研究和编辑工作相辅相成，文学创作和版本更迭代代相传。多诺霍教授学识渊博，他严谨细致的工作精神让我们看见了一位学者的历史责任和敢于担当的勇气，让我们想起了战火中丢失手稿仍坚守翻译工作的朱生豪前辈。多诺霍教授是我们的学术前辈，浙江大学与多诺霍教授的深厚情谊是多次传承的结果。希望中国学子能多向多诺霍教授学习，做好学术研究和传承的火炬手。
文/邵慧婷
图/林卫健、左珈源
海报设计/舒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