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办、外国语学院与文学院联合承办的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青年学术沙龙“跨国经典化与跨文化生成中的20世纪诗歌”于紫金港校区举办。本次学术活动特邀浙江财经大学蔡海燕教授与浙江大学张逸旻特聘研究员担任主讲嘉宾，围绕20世纪英美诗歌发展脉络中的三代“先锋诗”展开专题对谈，讲座由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张驰主持。
蔡海燕老师以《“艾略特的终结正是奥登的开始”：英国现代主义先锋诗转型》为题，展开20世纪20-30年代“两战之间”英国诗坛的广阔景象。她从“盛期现代主义”一词的多维解释入手，介绍英国诗坛由“High Modernism”向“Late Modernism”的过渡转换，并从该视角审视W.H.奥登的先锋诗创作转型。蔡老师指出，自20世纪末以来“new modernist studies”强调从更加多元包容的视点看待形塑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文化生产环境，并聚焦于“现代主义的物质历史”这一脉络。基于此，“奥登一代”与“小刊物”、两战之间英国诗坛的新旧之争、先锋观念的代际关系等议题随之凸显。以艾略特、庞德（英国时期）、伊迪丝·西特韦尔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是“开创新范式的勇敢拓荒者” “表明一个新的开端”（F.R.利维斯），被学界公认为“先锋派”。而以奥登、斯蒂芬·斯彭德、塞西尔·戴-刘易斯、路易斯·麦克尼斯四位青年才子为核心的“奥登一代”诗人，不满足于前代先锋诗人所倡导的“美学与政治的对立”，认为对“政治和现实”进行回应是“一种道德义务”，于效仿和竞争中登上历史舞台。
蔡老师指出，早期奥登曾自述创作“从人类走向了非人类”，并称“诗人类似于化学家，用语词调剂他的诗歌”，表明他接受了艾略特的创作观。词汇本身已经释放了精确的思想和准确的情感，是独立存在的物质，而不从属于隐匿在背后的特定含义，词汇与诗人自身的情感保持距离。奥登的迅速经典化使其获得了“主导诗歌、影响修辞”的时代评语。
随后，蔡老师列举了“Four Quartets 1: Burnt Norton”和“A Bride in the 30’s”两首诗中艾略特和奥登对定冠词的特殊使用及其理解。在他们看来，定冠词能够从零碎混乱的过去中回忆起共同的道德经历和感受，特别是奥登对定冠词的使用源于他将现实视为已知、可测绘且可理解的认知，在这种认知中，所有要素至少都具有被归类的潜在可能，物的意象仿佛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正在声称与我们相识。并且，从迈克尔·罗伯茨、路易斯·麦克尼斯、约翰·普德尼、安妮·里德勒等人的学术评价中可以看出，两代“先锋派”的代际关系与诗学分歧在20世纪30年代汇聚为一幅多维探索与持续发展的诗学景观，给英语诗坛注入了新内容、新技巧和新方向，也让我们看到新兴出版物、文化团体和观念语境如何形塑了英国现代主义诗歌高峰时期的全新图景。
张逸旻老师以《“像这一朵/像那一朵”：“过程观念”对物化诗的重启》为题，梳理自狄金森到苏珊·豪“物化诗”的发展轨迹，聚焦物质媒介（如纸张、字体、排版）与语言意义和读者接受之间互动关系，探索物化诗本体论层面的多重哲学阐释。
首先，张逸旻老师以两幅画为引，带领大家从诗歌的视觉性视角进入对“物化诗”概念的理解。第一幅是狄金森写在信封碎片上的诗稿，该诗作刻意抛却语义逻辑，其文字与承载文字的空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互动，包括纸张的整理痕迹与纸张本身的空间布局在内，都让物质属性构成诗歌意义的核心。第二幅是未来主义的爆炸诗与达达主义的报纸。用以诗歌表演而誊写出来的文本以纸质形式进行分发，从中可以看到诗人对行距与字体的精心设计。这两例引子凸显了先锋观念下文字的物质属性的前置，比如他们的大小、形状、构造、排布和读音等获得明确凸显，使原本不明就里的声音符号和字形符号能够走向视觉意义的特殊呈现。
随后，张逸旻老师以美国诗人罗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ey）的创作实践为核心案例，分析其如何通过“过程观念”重构诗歌的物质性与认知维度。克里利的创新在于，他在视觉化的创作中，以极简语言、短促断句和空疏排版形成的“节制美学”与“极简主义”，这成为物化诗转型的关键节点。克里利诗歌的“过程”观念的其核心是：一方面，诗体以词语而非重音为单位，主张形式随内容展演而随机应变，诗句进展路径由呼吸节奏驱动，呈现“颗粒状”物理属性。另一方面，以跨行模仿心流，借鉴量子力学“场域”概念，将诗歌视为能量构造物和能量传递机，强调“诗人-文本-读者”间的能量流动与注意力交互。克里利通过使用非自然断句与单词脱嵌于句法环境，使每个词成为独立视觉/听觉单位，模拟生理呼吸的滞涩感等方式，打破了传统的语法逻辑，创造出了“页面剧场”，从而能够迫使读者参与词语事件的建构，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正视零散化碎片化的自我认知。
张老师举例，克里利的短诗“The Flower”中读者或观众的体验是在阅读文字的整个行进过程中不断成型的，或者说其中有一种刻意为之的断裂与阻滞，他把阅读者惊恐、焦虑等情绪本身物化成了诗歌文本的形式，于是语言似乎成了一种病理性的物质载体。“Pain is a flower like that one, / like this one, / like that one, / like this one.”不仅充满诗意的灵动，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敏感又抑制绝望的语调。这不是一个静态的描述，而是在一个视觉场域中的动态比较，以及选择行为的实时记录，是一个不断交替的指认。在做指认的时候，读者自己的情感体验也仍然是悬置的，是充满裂隙和不知所终的。语言在传统意义上充当一个表意工具的透明性错觉，在这里被完全打破了——每个单词、每一朵花本身变得可感可触可闻，然而整个语调上的犹疑和不安并没有随着诗行结束而结束。实际上，这也预示着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观念中语言对自身的不信任。
张逸旻老师认为克里利以“过程观念”重启物化诗的意义在于：克里利让诗歌摒弃预设的逻辑，呈现经验的复杂，对词的功能进行洗牌，展现词的“完全展演”，倡导“痕迹即诗歌”，使得诗歌成为一个能够引导读者进行注意力自查的演练场，即一个“页面剧场”。通过发挥词语的具身性演绎，诗歌触发了读者对认知以及注意力焦点的调节，邀请读者将自身不断确认为和诗歌的词语行进共同体验的主体。克里利是物化诗从形式探索转向过程关注的“过渡者”，他的“过程观念”是对奥尔森的“投射诗”（projective verse）概念以及激浪派“行为即艺术”理念的吸收，将诗歌创作视为动态过程而非静态成品，他重启了物化诗路径，并成功实现了物化诗在战后的转型。同时，克里利的诗歌写作并非纯粹的形式主义实践，而是通过凸显语言的物质性，引导读者反思自身的认知盲区，从而赋予诗歌感知事件的政治潜能。
讲座尾声，蔡海燕老师与张逸旻老师就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本次讲座承蒙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共同资助，对重审欧美现代主义范畴内的模糊概念，以及发掘20世纪诗歌史中“先锋“观念转型的文学史细节具有重要意义。
文/刘其卓
校/张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