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知道，在两百多年前的德国，也曾掀起过一场“中国热”？那时的德国文人贵族痴迷于东方的瓷器、建筑与故事，就连歌德的故居中，也专门设有一间“北京厅”。
2025年11月21日下午，浙江大学德国文化研究所特邀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德国洪堡学者谭渊教授，主讲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青年学术沙龙，带领我们重返那个充满东方想象的魏玛文学圈。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练斐博士主持，德国文化研究所李媛教授、刘永强教授、庄玮长聘副教授，以及来自浙大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们共同参与。秋日午后，大家一起走进歌德、席勒等作家笔下的“中国故事”，探寻文学家如何借东方之石，磨砺启蒙理性的刀刃。
一、风尚东渐：从“丝人”到“白色金子”
讲座伊始，谭渊教授勾勒出19世纪前欧洲对中国的早期认知。中国丝绸风靡欧洲，德国人甚至将东方民族称为“丝人”。16至18世纪，随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中国风尚”（Chinoiserie）随之兴起。
传教士与学者向欧洲社会带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瓷器、茶叶、建筑与文学，逐渐走入欧洲生活。瓷器更被誉为“白色金子”，不仅催生了欧洲对瓷器工艺的探索和技法融合，更成为当时地位与品味的象征。受法、英等国影响，中式建筑也在德国落地生根。柏林、慕尼黑、卡塞尔、魏玛等地园林中，中式亭阁至今可见。最为著名例如波茨坦无忧宫的中国茶室、慕尼黑英国公园里的中国塔。而在歌德的法兰克福故居中，也保留着一间充满东方情调的“北京厅”。
1755年，法国王储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扶犁耕田——这看似荒诞的一幕，背后正是欧洲对东方农耕文明的推崇。启蒙思想家们从遥远的中国寻找改革灵感，这场持续百年的“中国热”，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远。
二、思想之镜：启蒙运动中的中国政治想象
当贵族争相收藏瓷器，启蒙思想家却在寻找另一种珍宝——中国的制度与治国智慧。德国画家伯恩哈德·罗德笔下理想化的中国帝后形象，成为“开明君主”的视觉诠释。法国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直言赞扬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并非盲目崇拜，而是借中国之镜，照欧洲之弊。1735年，杜赫德编纂《中华帝国全志》，其中汉文帝、雍正亲耕的记载，塑造了欧洲人心中“哲人王”的典范。维兰德在《金镜》中借中国王子Tifan的成长，阐述“回归自然”的教育理念，并借小说发问：“为什么道德高尚的农民舜，不应成为最好的帝王？”——这一问，挑战了欧洲世袭贵族的合法性。
三、文学互译：从《赵氏孤儿》到《图兰朵》
席勒对中国的兴趣尤为深厚。他创作《孔夫子的箴言》，改编《图兰朵》，并在剧中写下那首著名的谜语诗：
“它是什么？很少被人珍视，却装饰伟大帝王的手？不惊人，却使千万人富有，征服茫茫大地……”
谜底“犁”，点出对农耕文明与勤政君主的礼赞。更早之前，马若瑟译《赵氏孤儿》已在欧洲引起轰动，成为中西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
四、歌德与中国：“世界文学”的诞生
歌德喜欢“思想的旅行”，他关于中国的阅读量也令人惊叹。他曾系统研读当时所有能找到的各类中国书籍，而最为触动他的，是中国文学。1827年1月29日，歌德借阅《花笺记》英译本，三天后，他在与艾克曼的对话中首次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他在《花笺记》《百美新咏》中看到才女成群的世界，与当时德国对女性创作的歧视形成对比。中国文学成为他构建“世界文学”图景的重要参照。
五、道家西传：庄子的欧洲之旅
1783年，德国作家塞肯多夫创作《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从“庄生梦蝶”开始，以诗意的场景阐释道家思想。剧中庄子向“不朽的老子”学习认识论，通过“蝴蝶梦”洞悉人生——虽不尽准确，却反映了欧洲对东方智慧的向往。
1827年，歌德说出那句名言：“民族文学现在已算不得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这句话的背后，是他对中国、印度、波斯等文明的认真阅读与尊重。
结语：以史为鉴，以通为桥
两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全球化的漩涡中重新思考文明互鉴，这段历史依然回响：真正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仰视或俯视，而是在平等对话中相互启发，在差异中共进。
这场讲座不仅是一次思想碰撞，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跟随谭渊教授的讲述，看到了18-19世纪欧洲视角下的中国镜像，也理解了“世界文学”在歌德构想中的诞生之路。李媛教授提炼出“以史为鉴，以史为镜”的智慧，指出我们应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跨领域沟通中发现万流归宗的相通性。
这趟旅程也再次确认外语学人的使命。正如练斐老师所言，我们是桥，植根于中国，又拥有叩响不同文明之门的密码。前行路上，愿我们带着这份历史的启示与文化的自觉，以学术先辈“十几年磨一剑”的韧劲为榜样，不浮躁，深耕不辍，继续做中德、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坚实桥梁，让理解之光照亮更多相遇的可能。
文 | 沈静怡
图 | 褚天宇、练斐
浙江⼤学德国⽂化研究所
浙江⼤学外国语学院德国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