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员李宛霖老师在线上为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Sound and Vision Explorers“声与像”跨学科研究前沿系列讲座带来了第一讲——“阿尔考特惊悚小说中哥特化的女性经验：以《暗夜低语》为例”。李老师主要从“阿尔考特的重新发现与定义”、“幽灵、疯癫、夜游作为女性处境的隐喻”、“内外因素影响下充满张力的性别价值观”以及“以记忆传承之女性主义意义”四个部分进行讲解。讲座由苏忱老师担任评议人，由宣奔昂老师主持，吸引了众多来自各个高校的文学师生与爱好者。
在讲座伊始，李老师梳理了路易莎·梅·阿尔考特（Louisa May Alcott）的文学形象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后被重新定义。她指出，阿尔考特长期被视为《小妇人》的作者，是家庭小说的象征；但1975年起，随着学界整理出版其匿名或化名发表于十九世纪杂志上的哥特惊悚小说，她的“第二面”才真正被发现，激发了广泛关注。这些作品与她的家庭小说风格迥异，塑造了更多具反叛精神的女性角色，因此受到女性主义批评的热烈讨论。但李老师强调，仅以反传统为焦点会忽略人物的多面性，也会遮蔽阿尔考特在表达女性意识时的复杂与策略性 。她特别指出，将这些惊悚小说放回十九世纪杂志文化的发表语境尤为重要。阿尔考特在四十余种期刊上发表了两百多篇作品，杂志不仅塑造了她的写作方向，也深刻影响了其叙事选择。回到这一媒介背景，更能理解她如何在市场需求、读者趣味与性别意识之间取得平衡。
李老师接着转向具体文本，对阿尔考特的惊悚小说《暗夜低语》（“A Whisper in the Dark”, 1863）进行了细致剖析。《暗夜低语》是阿尔考特少数在生命晚期以实名再版、并得到作者本人认可的惊悚小说之一，这一事实本身也凸显了其在作者创作版图中的重要性。小说中大量调动了阴谋、（疑似）乱伦、疯癫、囚禁、暴毙、幽灵般低语和夜游等哥特元素。李老师指出，不同于一般杂志故事将这些元素用于制造猎奇与恐怖感，阿尔考特有意识地将它们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遭遇紧密勾连，揭示女性遭受的系统性压迫。父辈遗嘱既是财产安排，也是“男性意志”支配女性命运的象征。疯癫也承担着三重意识形态功能：对女性进行污名化，将他们隔绝于正常的社会活动之外；隔断女性之间的自然连结，让她们孤立无援地抗争；最后是将女性排除在家庭经济体系之外，让她们无法染指家庭财产。
李老师提醒我们《暗夜低语》中女性主义色彩虽鲜明，但人物命运仍呈现矛盾与张力。女主人公希比尔（Sybil）虽成功逃离疯人院，却依赖“意外爆炸”与男性角色的协助，这种带有“机械降神”意味的情节安排弱化了女性自救的力量，使小说的女性主义胜利显得有限而脆弱。最终，希比尔通过遵从父亲遗愿、回归婚姻完成结局，也重新确认了经过修饰的传统男权秩序。李老师强调，这种矛盾不仅源自阿尔考特的个人经历，即在父权教育下成长、又长期承担家庭经济重任，也与十九世纪美国性别观的转型密切相关。随着工业化和内战推动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传统性别规范受到冲击；而杂志文化内部同时存在保守与进步两类声音，使阿尔考特不得不在表达女性意识与迎合大众审美之间寻找平衡 。
李老师进一步指出小说暧昧的性别价值取向并不只是阿尔考特向传统妥协的结果，更折射出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忧虑：即便女性“皈依”了传统价值观，主动否认和抹去自己的反抗历史，也无法真正摆脱残酷的过去，而往往沦为精神层面无所依傍的“流浪者”。阿尔考特通过首尾两次“乘马车踏上新旅程”的对照性场景，构建出一个叙事闭环，暗示女性的人生轨迹仿佛始终在同一模式中循环。不过，李老师强调这样的循环中仍然隐藏了一丝打破僵局的希望。尽管希比尔进入了传统婚姻，她过往的经历却并未消失，而是以“阴影、母亲的面容和暗夜低语”的形式持续缠绕，成为一种无法消音的哥特式记忆。男性口中的“忘记过去”反复出现，意在切断女性之间的情感与历史连结，但那些被压抑的记忆依旧通过字条、头发与内心回响实现“在场”与传承。而这种不灭的记忆为我们传递了两重信号：一是蕴藏着反抗的可能，二是彰显着女性需要依附男权框架而生存的尴尬处境。
紧接着在评议环节，苏老师提出阿尔考特设计科学实验爆炸的情节是否象征着男性所在建构的唯理性的话语的毁灭；以及希比尔最后选择婚姻的一个原因是否是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自由的思考，李老师予以回应。李老师认为科学实验的爆炸确实是对男性构建的话语体系的一种讽刺，这种体系不足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到一定的临界点便会产生自我毁灭，但同时也指出女性并非完全的非理性，非理性只是被强制贴上的标签和建构的产物；而最后希比尔选择婚姻这一结局，李老师认为婚姻能够给希比尔提供庇护所，让希比尔更安全地拥有财产，还有一种可能是希比尔本人的心思和算计。
在最后的问答环节中，李老师与在线师生围绕19世纪杂志媒介对于小说家创作的影响，男性与女性作家文学就某种创作技法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在性别观念转型时期的女性作家是否会以“幽灵”这样的形象去隐秘地书写叛逆女性等问题展开讨论。李老师认为杂志对于19世纪小说家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不同时期的杂志有自身不同的特点，并且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期待，小说家会根据不同的杂志的特点调整自己的风格。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李老师认为当我们做这种判断时要非常地小心，因为首先样本量首先不够，其次有的男性作家自身也具有某种“女性气质”，比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并不能清晰地将其与女性作家进行简单地划分开来。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强调不要轻易地将作品的表达方式和历史时期的性别价值观的转型严密地绑定在一起，不过，也正是因为在性别价值观念的转型时期，新的观念要取代旧的传统并非轻而易举，所以许多女性作家才会选择用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女性主义的批判。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文字/图片 舒林
审核 宣奔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