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日下午，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季进教授受邀为翻译专业带来了展一场题为“当代小说英译的现状与反思”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郭国良教授主持，吸引了外国语学院、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等校内外众多师生积极参与。
讲座伊始，季进教授首先以宏观视野勾勒了新世纪中国当代小说英译的全景图谱，将其定义为译介传播的“黄金20年”。通过对比数据，他指出，2000年至2010年间，大陆中长篇小说英译单行本约为50部；而2011年至2020年，这一数字翻倍至100余部；截至目前，累计总量已达200多部。在这一进程中，译介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型：早期以官方主导的“熊猫丛书”为代表的单一输出模式，逐渐转变为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等学术机构，与企鹅、兰登书屋、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国际商业出版巨头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市场化与学术化出版并行的生态逐步成型。与此同时，译者群体的专业化程度显著提升，葛浩文、韩斌、白睿文、罗鹏等汉学家构成了核心力量。
在整体图景中，季进教授特别强调，过去20年最显著的成果之一，是一批中国当代“第一梯队”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形成了稳定、系统的译介格局。经典作家的稳定输出，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奠定了基础。莫言、余华、阎连科、苏童等作家的主要长篇基本完成了高质量英译，在英美文学界持续产生影响。此外，这二十年的译介版图呈现出显著的代际与题材突破，包括“50后”、“60后”名家稳居前列，双雪涛、班宇等“新东北作家群”在《纽约客》等顶流文学期刊的集体亮相，刘慈欣的《三体》创下海外版销量逾600万册的纪录，麦家“谍战”系列入选企鹅经典，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等民族叙事作品成功叩开国际大门等等。这些现象共同印证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能见度的显著提升与质的飞跃。
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季进教授对当前的传播现状进行了冷静的学理剖析，指出了五个层面的深层困境。首先是传播地位的边缘性，多数译作在海外仍属小众，难以进入主流流通渠道；其次是文化交流的不平等，西方读者的认知往往滞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第三是评价指标单一，过于依赖销量与奖项，忽略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第四是出版渠道依赖严重，存在部分“资助出版”导致的“虚假繁荣”现象，缺乏实际流通力；最后是创作环境的复杂性，兼具本土特质与世界水准的巅峰文本仍需积淀。这些困境表明，中国文学要想真正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针对上述困境，季进教授结合国际出版规律提出了具体的可行性路径。一是构建专业译者合作体系，搭建“西方母语译者+华裔双语译者”的合作模式，在符合西方阅读习惯的同时保留本土韵味；二是建立市场化经纪机制，借鉴国际经验，通过专业经纪人统筹作品推广与媒体对接；三是打通学术与市场，鼓励学者型译者参与，并利用国际书展等平台深化交流；四是坚守本土文学立场。他引用达姆罗什的理论指出，中国文学不应刻意迎合西方审美，而应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以独特的本土叙事参与对话，通过双向互动丰富人类文学经验。
季进教授提出了“走出去再走回来”理念。他认为，不应将海外传播视为单向输出，而应将其作为中国文学自我重塑的契机。所谓“走回来”，即将海外传播的反馈转化为本土发展的动力：一要回归文学本体，通过海外对特定作家群（如新东北作家）的关注，反思本土书写的价值；二要走向多元协商，突破“资助出版”局限，鼓励海外机构自主筛选作品；三是重视民间交流，借鉴民间翻译平台的经验，建立精准对接读者的传播网络。这一理念旨在打破文化依附，实现“读者－作者－译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推动真正的平等对话。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师生与季进教授围绕一系列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季进教授表示，海外华文创作虽体量大但质量参差，未来需关注其与本土创作的互动；关于文论传播，宇文所安等学者的工作已搭建桥梁，但当代文论译介仍有拓展空间。针对“特色与普适”的平衡，他认为，无需刻意追求普适题材，应在保留本土特质的前提下，寻找能引起跨文化共鸣的人类共同命题。
季进教授以新世纪20年的译介发展为线索，从传播图景、深层困境、破局路径到创新理念，为在场师生梳理了中国文学“出海”与“归航”的学术脉络。同时，讲座也让我们看到，过去二十年，中国文学并不是单纯“漂洋过海”的文化商品，而是在世界文坛悄然扎根、不断生长的生命体。从莫言、余华到《三体》《解密》，这些作品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了新的呼吸，也为我们照亮了文学可能抵达的更辽阔的远方。但“走出去”从来不是终点。真正重要的是，在世界的回声中，我们如何重新倾听自己。在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旅途中，中国文学既需要走向他者的勇气，也需要回望故土的温度。唯有当我们不急于证明、不急于取悦，而是以真正的自信与坦诚去书写这片土地，中国故事才能既“出海”，也“归航”，在世界文学的海图上留下自己的坐标。
文/图：谭慧/彭逸如
审核：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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