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晚，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系列讲座第六十一讲顺利在线举行。耶鲁大学David Scott Kastan教授作题为“‘踏着她的尸体’：莎士比亚《卢克丽丝》中的印刷、哀诉与绘画”的学术讲座，历时两个半小时，吸引了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师生参加。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章燕教授主持，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进行点评。
章燕教授主持讲座
章燕教授首先介绍了主讲人背景。Kastan教授现任耶鲁大学英文系乔治·M.博德曼荣休讲席教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任教，是国际知名莎学家。其著作包括《莎士比亚与时间的形体》《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与书》《莎士比亚与宗教》《论颜色》等，被广泛引用并翻译为多种语言，他曾担任Arden Shakespeare第三系列联合主编，并主编五卷本《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卡斯顿教授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首席国际顾问，也是郝田虎教授负责的“浙大-耶鲁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合作计划”的主要参与者。
Kastan教授演讲
讲座以莎士比亚的叙事长诗《卢克丽丝》（Lucrece）为核心展开。该诗发表于1594年，以古罗马为背景，讲述贞洁妻子卢克丽丝遭塞克斯图斯·塔昆（Sextus Tarquinius）强暴后自尽的悲剧，并最终引发罗马共和国的建立。Kastan教授展示了《卢克丽丝》初版标题页，指出卢克丽丝的尸体呈现出早期现代语境下的“印刷的哀诉图像”（print complaint），这一视觉安排与诗的“哀诉”体裁紧密相关。他提及，诗发表同年秋，亨利·威洛比（Henry Willobie）出版的《威洛比的阿维萨》（Willobie His Avisa）附有匿名引介诗，首次在印刷品中独立提及莎士比亚的名字。匿名诗称“莎士比亚描绘了可怜的卢克丽丝遭强暴”（And Shake-speare, paints poore Lucrece rape），意在将莎士比亚与威洛比相提并论。这种比较并未为这位如今几乎被遗忘的诗人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文学声誉。正如Kastan教授所调侃的，今天人们之所以还知道威洛比及其诗作，几乎完全是因为他在这首引介诗中提及了莎士比亚。然而，Kastan教授指出，这种说法在字面上并不成立：莎士比亚并未真正“描绘”卢克丽丝或她的受辱，这揭示了后人对该诗的艺术手段与体裁特征的误读。
讲座进一步分析了诗的叙事策略。Kastan教授指出，最令人不安的并非强暴行为的描写，而是该事件在诗中的“不可见性”——仿佛发生在“逗号的间隙”或“诗节间的空白”处，既不明确呈现，也不直接叙述。诗中强调“之前”与“之后”，却刻意回避“当下”，体现了莎士比亚对受害者体验敏感性的关注，避免叙事化再现带来二次伤害。教授将《卢克丽丝》与同期叙事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 1593）中的情色倾向作对比，指出《卢克丽丝》拒绝这种倾向，甚至可能产生“令人厌弃性欲”的效果。但到了1616年，该诗标题却由《卢克丽丝》变成了《卢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而实际上，在《卢克丽丝》这首长诗中，“rape”一词仅出现了两次：一次用于指海伦被“掠夺”，另一次则出现在一组抽象恶行的列举中，与“谋杀”“叛逆”等并列。这两种语义均不直接指向卢克丽丝的遭遇。莎士比亚将责任分配于施暴者与环境之间，强化卢克丽丝自我叙事的主体性，她的哀诉通过言语争取对自身经历的掌控权。
与1624年匿名戏剧《尼禄的悲剧》（The Tragedy of Nero）中对卢克丽丝故事的彻底扭曲对比可见，莎士比亚文本在伦理选择上显得尤为重要：卢克丽丝始终抵抗，将痛苦保持为不可消费的悲剧体验，而非情色化场景。在诗歌的一个关键节点（约第694行）处，文本似乎首次邀请读者去关心“被玷污的公主的境况”（the spotted Princess how she fares），却发现所谓“被攻破的神圣城墙”（Have battered downe her consecrated wall）并非指卢克丽丝的身体，而是塔昆肮脏的灵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卢克丽丝在诗中只是客体，而非主体；然而，正是这一延宕，使得她最终作为证人的出现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诗歌结尾，卢克丽丝终于以第一人称讲述所发生的一切。她在丈夫、父亲与诸位罗马贵族面前复述塔昆的威胁之语，几乎以“腹语术”（ventriloquism）的方式让施暴者重新露出丑恶嘴脸：若她不屈从，他将杀死仆人，再杀死她，并伪造现场，将她永远钉死为淫妇。这一段证词清楚表明：她不仅被暴力威胁、被噤声，更被“永久污名化”（perpetual infamy）的话语权力所胁迫。
此外，Kastan教授探讨了卢克丽丝与菲洛墨拉传统的关系。卢克丽丝通过书信、诗歌以及想象中的绘画实现自我表达，将夜莺的哀鸣视为承受痛苦的象征，并最终以撕毁画作的方式宣泄愤怒，从而完成了从受害者到主动叙事主体的转变。同时，她的死亡被赋予政治意义：布鲁图斯（Brutus）借助其死推动反君主行动，使她成为政治历史的“有效原因”，而不仅是个人悲剧的受害者。从某种角度看，诗的结尾让政治故事成为主线，但莎士比亚仍以强奸事件为核心，通过它揭示政治运作的生成机制。Kastan教授指出，在诗中，“罗马”（Rome）这个词被印刷为“房间”（Roome），然而这个房间既无法容纳塔昆与布鲁图斯，更绝无可能给卢克丽丝留一点位置。对布鲁图斯而言，她的使命已完成，她对自身苦难的叙述却被排除在故事之外。莎士比亚以微妙的方式保留了这份历史张力：同一年，英国政治作家理查德·比肯（Richard Beacon）指出，布鲁图斯赢得民众好感后可轻易改变国家制度，而驱逐塔昆对其他人毫无威胁或损害。人们很快将此遗忘，但莎士比亚的文本没有，他将卢克丽丝的故事与政治现实紧密交织，凸显权力与道德的复杂关系。
郝田虎教授点评
在Kastan教授结束了他的精彩演讲后，郝田虎讲授点评道，Kastan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卢克丽丝》的三个早期版本（1594，1616，1655），它们的标题页侧重点各有不同：初版时印刷商Richard Field（他是莎士比亚的老乡）的标记篡夺了作者名字的位置；1616年的修订版（至少标题页如此声称）标出了诗人的名字，借用暮年或新逝的莎翁推销图书；到了1655年版，莎士比亚先生被描绘为“我们英语诗歌无与伦比的大师”（The incomparable Master of our English Poetry）。因此，三个标题页的变迁见证了诗人莎士比亚被经典化的历程。此次的讲座将详实的文本分析与历史考证—特别是书籍史—相结合，深入探讨了莎士比亚叙事诗中的视觉、伦理与政治维度，在问答环节中引发了听众的热烈讨论。
文/王玉莹、图/左珈源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