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系主任沈安德（James St. André）教授应邀走进浙江大学，带来题为“Exploring 19th-Century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 with Digital Humanities Tools: Promises and Prospects”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周闽老师主持，现场师生齐聚一堂，共同聆听这场融合传统译史研究与前沿数字技术的精彩分享，感受跨学科研究为翻译史带来的全新视角。
沈安德教授深耕汉英翻译史研究，本次讲座围绕他开展的19 世纪汉英译者群体研究项目进行。沈安德教授跳出传统个案研究范式，创新性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与数字人文方法，系统梳理19世纪汉英翻译群体的整体样貌、社交关系与历史活动轨迹。通过整合译者生平、作品出版、工作地域、所属机构等63个维度数据，构建起包含262位译者的专业数据库，资料来源涵盖世界图书馆目录、19世纪英文期刊、传教士传记、东印度公司档案等权威史料，实现对翻译群体的量化与质性双重分析。
讲座中，沈安德教授揭示了19世纪汉英翻译群体的鲜明特征，比如译者以英美男性为主，女性译者极为稀少，这与当时清政府限制外国女性进入广州的政策密切相关；两次鸦片战争成为重要转折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译者数量激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美国译者群体规模呈现明显增长态势。译者职业分布覆盖商业、宗教、外交、学术四大领域，不少译者因跨洋航行需要，长期在船上工作，形成独特的职业生活形态。在社会网络分析环节，沈安德教授通过可视化图谱直观呈现19世纪翻译社群的紧密联结。他以代表性译者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例，深入剖析其庞大社交网络：马礼逊出身非传统教会主流家庭，凭借汉学研习与翻译实践逐步积累社会资本与人脉资源，构建起覆盖东印度公司、传教界、学术界、贵族圈层的复杂关系网，成功推动语言教育机构创立与资金筹集。网络分析还发现，19世纪上半叶传教士群体处于翻译社交网络核心位置，商业领域译者则相对处于边缘，清晰呈现不同群体的历史地位与互动模式。沈安德教授继续深入探讨了翻译研究中的权力与主体性议题，对布迪厄关于资本获取途径的论断提出质疑，以马礼逊为例继续深化分析“Translation as Labour”的新观点，强调译者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价值提升与阶层跨越，重新诠释译者在塑造自身职业生涯与历史进程中的主动作用。
谈及研究难点，沈安德教授坦诚分享历史数据处理的多重挑战：数据不对称、名称标准化、地理名称变迁、文化范畴差异、史料残缺不一致等问题。他强调，大型数字人文研究必须开展试点研究（pilot study），统一数据标准、采用审慎录入原则，同时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严谨对待每一份历史资料。
最后，沈安德教授介绍了几个典型的译者对比分析案例，展示多元职业路径与翻译活动的关联：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等译者随身份与职位变迁，逐步淡出翻译实践，转向汉学与中国研究著述；而理雅各（James Legge）则始终坚守翻译事业，即便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仍将翻译作为核心工作。这种差异折射出翻译在不同译者人生中的价值定位，为理解译者主体性与职业发展提供新思考。
现场互动环节气氛热烈，师生围绕文化高低语境、中外译者对比、机构翻译等问题踊跃提问，沈安德教授逐一细致解答。此次讲座既拓宽了在场师生的学术视野，直观展现数字人文赋能传统译史研究的巨大潜力，也为青年学者创新研究范式、深耕翻译史领域提供了重要启发。讲座在热烈的交流中圆满结束。
文/图：程云帆
审核：高睿 周闽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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