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晚，多伦多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及历史系陈利教授受邀到访浙江大学，开展题为“多语种与跨学科的学习路径与方法：探索与反思”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屈文生教授主持，师生齐聚聆听。讲座融汇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与法学等多学科的前沿理论与洞见，展现多语种与跨学科思维为翻译史学及翻译学研究提供的新视角。
讲座伊始，屈文生教授致开场词。他介绍道，陈利教授深耕多语种、史学与法学的交叉领域研究，为跨学科研究范式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著作亦为海内外中国议题研究、基于中国视角的学术成果及其如何“走出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启发。
本次讲座中，陈利教授结合自身在法律史研究中的实践与反思，以及对多位跨学科学者的访谈成果（参见其合编著作《学术之路》），系统阐述了多语种与跨学科研究的学习路径与方法。陈利教授首先阐述了多语种与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路径。他指出，多语种能力不仅是扩大文献来源的途径，更是进入不同社会与历史文化的大门。不同语言承载各自的历史文化、思维模式与理论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从新的角度审视习以为常的问题与现象。在跨学科方面，他区分了三种整合层次：最浅层的“代码切换”是在不同学科语言之间来回切换，但各学科逻辑保持独立；中层的“理论装饰”是将理论术语嵌入叙事作为点缀，但删去后论证完全不受影响；最深层的“更深入的整合”则是不同认识论立场相互检验，例如用历史档案批判社会科学的泛化分析，用法律训练揭示历史学叙事的盲点等。他强调，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需要进入这第三种层次，而这恰恰是最困难的。
陈利教授以自身学术经历为例，说明了学科转换如何推动思维方式的更新。他本科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系，随后进修英国社会与文化研究，此时初步了解了社科和历史研究方法。之后，他赴美进修政治学与法学，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他认为，每一次转换都带来新的问题意识，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将不同学科的训练扬长避短地整合起来，在学科交叉领域的交叉与缝隙间寻找新的研究问题。
在案例分享环节，陈教授具体阐释了多语种与跨学科整合如何产生在单一学科内部难以形成的分析工具。例如，第一个案例中，他利用多语种史料，融合情感理论、国际法史与中国法律史，提出并有效分析了“情感帝国主义（Sentimental Imperialism）”与“情感主权(Affective Sovereignty）”两个概念；第二个案例以鸦片战争后的外国在华外交和特权为例，借助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概念，基于比较刑法学知识，解构了以往将清廷立场简单解读为“专制”的叙事，并提出“半殖民例外状态（Semicolonial State of Exception）”这一概念；第三个案例中，他讨论了如何在多年档案研究中提炼出“隐形档案（Invisible Archive）”、“真相体系（Régime de Vérité）”与“原始话语（Primary Discourses）”三个相互结合的重要概念，指出官方文书和档案不应仅视为“记录真相”，还是“生产真相”的重要场所，而追问“什么没有被记录”往往比档案本身记录的信息更能揭示权力运作机制。在方法论层面，陈利教授将其史料工作概括为“思、全、深、新”四个字，即对史料属性进行批判性反思、全面收集互补性史料、对关键史料深入挖掘、在分析角度上实现突破。
陈利教授最后为青年学者提出了几点建议。选题方面，可立足学科交叉的“边缘”探索有价值的议题，主动跳出单一学科的固有界限。多语种与跨学科整合的研究路径并非一蹴而就，是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不存在绝对的完成状态。开展研究时，既要广泛搜集各类文献资料，也要深耕核心史料，灵活调整研究思路。治学路上，研究者应培养自觉的历史反思精神，时常审视自身理论体系与研究材料存在的局限。固守旧的研究模式往往难以取得新的学术进展和突破。
讲座尾声，屈文生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表示，本场讲座既分享专业理论与研究方法，也为大家示范了先进前沿的学术思维模式。整场讲座内容充实、研讨深刻，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图/文：覃迈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