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6日，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子衿讲座第59期在教学楼东1A-211顺利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琼教授进行了名为《致死之幻象：罗兰·巴特的<S/Z>》的讲座，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朱振宇老师担任讲座主持人。
吴琼教授从选择罗兰·巴特作为讲座主题的初衷开始讲起。吴教授指出，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文化肤浅、文化爆炸的时代，文化研究成为十分重要的风潮。而对于文化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所构成的三元“组合拳”是我们在处理文化问题时最有杀伤力的一炮。而这样的三元组合在罗兰·巴特身上有突出的显现：早期的罗兰·巴特是马克思和符号学的结合，后期则是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的结合。
接下来吴教授对罗兰·巴特最重要的几本书进行了介绍与梳理。罗兰·巴特于1957年出版了《神话学》，《神话学》是罗兰·巴特给当时一部戏剧相关刊物所写的专栏，整理出版后具有“三重文本”的特点，即“专栏/文选/伪装的理论”，呈现出罗兰·巴特身份的转换。《神话学》关注巴黎的日常生活，即巴黎作为文本被阅读。这样的作者除了罗兰·巴特以外，还有巴尔扎克、本雅明和左拉。吴教授为《神话学》提供了一些主题词，包括姿势的现象学、广告的修辞学、物的精神分析、事件的刺点、媒介话术与中产韭菜和电影的政治无意识。而回归《神话学》的名称，“神话”的来源即日常生活的要素经过媒介的传播后，会变成超越时间或空间的东西。而今天的符号学研究，就是要通过对神话化的过程进行解码，提供破解神话的一套基本技法。每一个符号都有能指和所指的两面，能指即符号的声音或形象，所指是其对应的概念。而当此“符号1”通过媒介传播时，就会产生“符号2”，神话也就诞生了。
吴琼教授随后讨论了罗兰·巴特的自传问题。吴教授提出，罗兰·巴特是一位“拒绝传记的传记作家”，即罗兰·巴特是一位拒绝写传记的人，但是他的许多写作都带有自传色彩，如《论拉辛》、《米什莱自述》、《萨德、傅里叶、罗耀拉》等，即使是《明室》这样讨论摄影的著作也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明室》创作于罗兰·巴特的母亲去世时，体现了罗兰·巴特主体发展的不全面，即始终活在母子一体的状态之中。罗兰·巴特提出了“传记素”的概念，吴教授阐释道，传记素是作者、读者、出版商等多方打成的契约，即对某一个人生平的客观描述。普通传记作为文类的特色是以一种未来的视角来追溯、重塑过去；而罗兰·巴特提出传记素以破解传记的类型学，将生平简化为一些碎片，即生命真正灵光闪现的时刻。吴教授提出，对于罗兰·巴特而言，这些碎片包括无父、疾病、爱的缺失。父亲的不在场使罗兰·巴特失去了自我认同的中介，构成了其被阉割的主体；而肺结核手术所造成的肋骨的移除造成了罗兰·巴特被阉割的身体。这些共同构成了罗兰·巴特的阉割想象。
接着，吴琼教授讲到了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符号帝国》与《文之悦》。《符号帝国》是以东方作为幻象的文本，吴教授指出阅读《符号帝国》应有两个维度：其一，《符号帝国》是关于东方都市的故事，而《神话学》神化学关于一个西方都市，因此应一起思考。其二，《符号帝国》是一个东方的符号帝国，罗兰·巴特的东方主义是貌似站在东方的方面来审视西方。罗兰·巴特并不是一个西方中心的批判者，而是东方主义的牺牲品。罗兰·巴特用西方的方法来投射关于东方的想象，而这一点从我们的角度是应当进行批判的。此外，吴教授指出，《文之悦》中的法语原文jouissance带有性快感的含义，代表着对极致快感的追求，是人类无意识欲望的一种驱力。而极致快感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满足其消失快点满足的时刻就是快点消失的时刻。
而后，吴琼教授针对讲座的主题进行了解释，即罗兰·巴特的《S/Z》。《S/Z》是罗兰·巴特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的分析。吴教授首先介绍了《萨拉辛》的情节以及其使用的嵌套结构，以及“文本”和“作品”的区别：罗兰·巴特认为古典的写作基本上都是作品，而现代的写作基本都是文本；文本是少数的文本是可以重复生产的、开放的，而作品是封闭的、已完成的。
吴教授指出，作品是以作者和作品为中心的思考，是作者想法的再现；作品是“可读的”，即迎合读者对于一个文类写作的期待。而文本是开放的，需要由阅读填充，使意义得以完整；文本的意义不由作者决定，而是读者、批评家、时代等多方谈判协商产生的结果，因此文本是“可写的”，即要求读者强烈的介入性进行重写。吴授认为，罗兰·巴特所称的《萨拉辛》是由“五个符号编织成的文本”实际上是罗兰·巴特布下的陷阱，跟文本没有太大关系，从理论上也缺乏学理依据，而点评的部分才是罗兰·巴特的“可写性”文本。吴教授还指出，在书名《S/Z》中，“/”首先代表了一种的镜厅结构，即萨拉辛和赞比内拉是镜像的关系；同时，当《萨拉辛》成为文本，“S/Z”又可指读者罗兰·巴特于作者巴尔扎克的关系，由此形成一个复式的镜像关系。其次，“/”还可意味着阉割之刀、隔离、断裂，意味着一个栅栏，一种不可能性。阉割留下剩余和疤痕，作为创伤在生命中不断出现。“S”作为被划杠的主体，主体是欠缺的，主体的欲望无法被满足，爱的来历即是欲望匮乏的状态。“Z”作为被升华的物神，主体将对象物化、局部化，将局部的对象崇高化，给予过度的投入，用局部替代全体。“/”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屏幕，主体在其中只能看到幻象；当幻象破灭时，主体面对的是自我的欲望的不堪。唯一可以换回自我的姿态是死亡，因此，所有的幻象都有其致死的一面。吴教授总结道，“S/Z”是一个爱的关系以及主体欲望的公式，是一个被阉割的主体和欲望之间的纠缠。
在对谈环节中，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永强副教授提出了罗兰·巴特的多重镜像结构。刘老师指出，其一是《萨拉辛》小说本身的镜像结构，即女侯爵爱上画像中的美男子安东尼斯，萨拉辛爱上“女歌手”赞比内拉，爱的都是自己想象出的幻象。这种幻象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实际上爱的是自己，正如纳西索斯爱上自己水中的镜像，最终陷入死亡。其次，结合罗兰·巴特本人的成长经历，罗兰·巴特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无法弑父，而萨拉辛因为母亲的缺失而无法恋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萨拉辛也成为了罗兰·巴特的镜像。此后，主持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朱振宇副教授提追溯了萨拉辛的故事与奥维德《变形记》第十卷故事的结构性关联，并就巴特的爱欲观与柏拉图笔下阿里斯托芬以及苏格拉底爱欲观的异同与吴老师进行了探讨。
讲座后，同学们也踊跃提问，有同学问，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关联性是否能运用到一些新媒介，比如演讲、多媒体、口头语言、绘画艺术等等？吴教授回答：文本和作者的关联性不仅限于文学，但在运用的过程中需要一些社会学的思考。如在网络的世界里，受众和信息的关系带有特别的无政府色彩，用“可读性”的文本“喂养”特定的读者，反馈了都市主体的侏儒化与自我匮乏感；当前也有一些新媒体作者使用了“可写性”的做法。还有同学提问，在文学学习中，如何用传记批评的方法研究理论家，以及获得他们理论产生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吴教授回答，在研究哲学时需注意哲学文本也是修辞的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有修辞的策略与技巧，因此需要从修辞角度来处理。比如，笛卡尔的描述中为了获得“我思”，需要将身体和外部隔离，再将心灵和肉身脱离，推演主体的出现都是使用了此种二分法。因此在学习理论时需要破解哲学家的修辞法，对于理解思想家是比较重要的。
讲座吸引了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传媒学院、哲学学院众多师生前来，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图/文：朱振宇/杨沐阳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子衿学社
